临终关怀:从出生入死到向死而生

2025-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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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语有云:死者为大!这从侧面说明了死亡对于每个人的重要性。与此相应,近几年,临终关怀(又称“安宁疗护”)的话题越来越热,这反映出人们对生命终末期的认知和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作为关乎生命尊严的重要议题,于情于理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全面反省。

  临终关怀:从个人麻烦到社会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产生时间较短,主要脱胎于医学需要。学术界公认的临终关怀创始人桑德斯是一名英国护士,也是一名社工,她在照护一位末期癌症病人的时候萌生了临终关怀的想法。临终关怀产生之初更多是和医学关联在一起,往往被视为医学治疗的最后一个环节。医学更多处理病人生理上的疾患,也正因如此,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临终关怀的开展实施都分布在各级医院之中,临终关怀在此意义上也被视为关涉个体生理麻烦的医学问题。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个与老龄化相应的值得深入关注的问题就是死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24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千万。这意味着死亡已经不再是医院里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相应地,临终关怀不仅是个体病患的医学需求,也是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需求。如何让每个人走得更加体面、更加有尊严,已经上升为社会保障乃至国家治理的高度。也正因如此,国家卫生健康委以及全国老龄办等部门先后发布多项政策,在全国推动临终关怀社会服务的开展。

  再社会化:临终关怀的新解读

  正是因为临终关怀脱胎于医学,而医学则是把救死扶伤作为最高使命,所以,在看待临终关怀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悖论现象。对于医护人员而言,病人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医疗水平的挑战。此外,病人放弃治愈性治疗,同样对医护人员的医疗伦理构成了强烈挑战。而临终关怀理念的核心前提是病人已处于不可逆转的临终阶段,因此,治愈性治疗无能为力,不得不放弃。

  从世俗层面来讲,大部分老百姓都怀有朴素的延年益寿、长命百岁甚至长生不老的渴望,在此情形下,病人家属等照顾者同样很难接受病人死亡即将来临的事实,希望医院竭尽全力进行抢救。家属们的善心孝行一方面可能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给病人带来了不应有的、非必要性的医疗痛苦。

  应当承认,临终关怀是一门现代科学,它所包含的一系列主导理念、基本目标、服务方法等都需要经过深入的专业学习和广泛的社会宣传才能为大众所熟知和接受。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生理上活得更长是人们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心理上更加幸福、社会层面更有尊严、更有价值感的获得必然会成为人们生命追求的更高目标。

  当我们把活得更长作为追求目标时,死亡往往就被异化成了生命的敌人,也因此意味着生命被剥夺和丧失,日常生活乃至大众媒介中的死亡象征往往是黑色的、可怕的。正因如此,死亡恐惧往往成为临终病人最大的困扰,也是临终关怀最重要的服务主题之一。

  如果从活得更好的角度来看,死亡反倒不一定是对生命的否定,而完全有可能是生命的圆满与肯定,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就有“喜丧”和“善终”之说。譬如庄子面对妻子之死鼓盆而歌,当自己的亲人生前无憾、死而无痛、寿终正寝时,很多人也会坦然释怀。

  从生理医学来看,死亡是人们无法逃避的宿命,但目前医学模式逐渐转变为生理—心理—社会综合模式,这意味着对病人死亡的理解有了更多的维度。无独有偶,社会工作学科主导性的解释理论就是全人理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等整合性的存在。这为我们理解死亡带来了全新的视野,活得长更多是“生理人”的诉求,活得好则更多是“社会人”的追求,社会学的引入就成为必需。

  社会学主要讨论人如何从“生理人”转变为“社会人”,社会化是重要的路径,而社会化则被细分为早期社会化、继续社会化、再社会化。对于临终病人而言,死亡的临近彻底打乱了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病人需要再造一种全新的适应模式,再社会化由此成为临终关怀的一种全新解读视角,这为临终关怀的发展带来了全新服务建构。换言之,临终关怀并不是简单中断原有的正常生活,与强行侵入的死亡进行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是在面临死亡的情形下如何重新建构起另外一种健康、尊严、文明的新生活。

  死亡准备:系好人生最后一粒扣子

  坊间有一句话很流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最先到来。这句话背后透露的是人们面对无法把握的生活所引发的焦虑不安乃至恐惧。人生最大的意外莫过于死亡,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对大多数人而言,死亡本质上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

  从现实生活来看,我们更多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为新生儿的呱呱坠地做准备,在此后陆续展开的人生剧幕中,我们也会不断地做出各种准备,如上学准备、工作准备、结婚准备……唯独对于人生最后一次谢幕似乎有意无意在忽视和躲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虎头蛇尾的人生两端异象。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其实就是练习死亡。无独有偶,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生死文化和实践,而且,在生死之间保持着相对的平衡与共生。迄今为止,我国部分农村地区依然保留着备寿或备老的习俗,在预感到老人大限将至的时候,提前为老人预备好寿衣和棺木,女儿制寿鞋,儿子备棺木,送终也是行孝的重要组成。

  哲学家庄子曾言,方死方生,方生方死。这应该是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临终关怀理论和实践体系最重要的理论基础。生死相依,互为表里,所以,生死对立是错误的,将死亡视为生命的异化更是几乎所有临终关怀问题的产生根源。生命如同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流,死亡也是生命的重要组成,不是对生命的粗暴中断,也不是对生命的否定异化。因此,面对死亡、认识死亡、接纳死亡、超越死亡才是临终关怀应有的追求。

  每个人本质上都不是一个孤岛,每个人的生命因此更多充满了社会性,这一方面体现在个体的生命除了生理和心理之外更重要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个体生命同时也隶属于更高层面的家族生命乃至社会生命。临终关怀的本质就是死亡管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生命管理,其不仅仅是个体需要,更重要的则是家庭需要乃至社会需要。就此而言,临终关怀在当代更多体现为一种超越个体诉求的国家责任。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编辑:王亮(报纸) 胡子轩(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