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斯表示，美国高校专利研发制度源于1980年《拜杜法案》。该法案旨在规范联邦政策，鼓励高校科研补助金项目成果申请专利，一方面将纳税人的科研投入商业化，另一方面也为大学创造收益。受此影响，美国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快速扩张，推动学术成果商业化。

　　尽管北美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公布的数据显示，知识产权许可收入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但皮尔斯认为，大学专利申请成本常被北美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忽视，如技术转移办公室运营成本、诉讼费、教师参与专利申请过程的机会成本等。一旦将这些因素纳入考量，就会有近半数技术转移办公室难以盈利。为验证美国高校专利投资是否真能产生积极回报，皮尔斯制定了一套公式，精确量化高校在专利申请方面的开支，并将其应用于美国一所居于国家科学基金会年度资助排名中游的R1研究型大学，使用真实数据展开深入研究。

　　皮尔斯发现，该校在所有成本类别中的支出均超出知识产权相关收入。美国普通大学在专利竞争中每年损失数百万美元，而研究型大学若完全放弃知识产权，反而可能提升超过10%的科研收入。部分管理者或许认为，教师是固定薪资员工，让他们写专利申请书并无额外成本，皮尔斯则认为教师是大学的重要生产力，他们能借助科研项目资助为学校盈利，其时间成本至关重要，低效的时间分配会带来巨大损失。

　　尽管皮尔斯的研究对象仅为一所大学，但这所大学发明披露率极高，看似知识产权投资成果突出。然而，在全面核算成本后，其知识产权政策却成了财务黑洞。皮尔斯主张，重新审视大学在负收益技术转移方面的“投资”行为已迫在眉睫。

　　（刘雨微/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