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5年7月，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共有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金砖国家组织的不断壮大推动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伴随着金砖国家扩员实践的积极推进，学术界对于金砖合作机制相关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金砖国家扩员后的研究新议题

　　金砖国家扩员不仅在实践中影响了全球治理进程，更引发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新兴经济体合作模式的深度思考与理论探索。自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作出金砖扩员的决定后，学术界主要围绕金砖国家扩员的机制逻辑、治理效能及风险应对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

　　第一，从国际合作的制度视角出发，国内外学者在承认“大金砖合作”重要性的同时，大多将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关联起来讨论。多数学者认为，金砖国家扩员体现出机制本身在制度设计与理念规范上的多元性、包容性与适应性，更反映了面对西方主导机制的霸权逻辑，“全球南方”国家加强集体行动、提升话语权与寻求公正合理制度的诉求。笔者此前也从实践角度强调大金砖合作是 “全球南方”合作的先行示范者，以“全球南方”共识为基础，通过提供物质与制度保障，助力南方国家相互团结、合作共赢，共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欧美学者对此亦有回应。虽然部分学者渲染对立叙事，但也有学者指出金砖国家扩员的本质是对西方主导治理机制的一种结构性回应。综上，金砖扩员并非排斥既有国际制度，而是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多元与公正。

　　第二，在治理效能方面，学者或探讨整体制度设计，阐释“大金砖合作”的结构优化与治理能力提升；或从气候、能源、金融等具体议题切入，分析扩员后的政策效力与发展潜力。整体而言，金砖国家扩员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潜力，但同时也伴随着治理风险与挑战。对于制度本身，一些研究成果指出，扩员通过提升成员的代表性与平衡性保证制度的适应性与稳定性，从而加强集体协作以发挥规模效应。另有研究围绕金融、经济合作以及气候治理等具体议题展开。譬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发展融资、技术援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大金砖”可通过融资支持体系的完善，成员国间相关法规与标准的对接，本币结算与本币互换力度的加大，推动“金砖之桥”等数字跨境支付体系建立，实现降低美元依赖甚至“去美元化”的最终目标。此外，一些研究还对金砖国家扩员带来的风险给予了关注。具体包括：成员增多造成的协调成本增加、美欧等西方国家对金砖合作的限制与分化、金砖国家产业发展的竞争性凸显等。综上，金砖国家扩员已经在诸多领域展现了强劲的发展动能，但这也对其内部的议题整合及制度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中外学者对于“大金砖”的身份认同及治理效力存在分歧。欧美一些学者质疑金砖合作机制，认为金砖合作机制受到部分成员国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不稳定等内部发展困境的掣肘。而国内学者从机制代表性、多元合作模式以及治理绩效评估等角度对上述西方言论和观点进行了有力回应。大多数研究强调，金砖合作机制代表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是“全球南方”国家合力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求同存异”的协商逻辑是金砖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的重要成果，在制度建设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上形成独特优势。与此同时，金砖机制强调合作的自主性与发展的多元性，拒绝将西方治理模式套用于“全球南方”的合作机制中。因此，不能用七国集团或欧盟推广的所谓“规范标准”来评估金砖国家代表的国际新机制的治理绩效。

　　拓展金砖国家研究路径

　　学术界对于金砖国家扩员后相关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金砖合作机制处于发展推进的动态过程，且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呈现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制度日趋复杂等特点，学术界仍需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

　　一是关注金砖机制的独特性。目前学术界多从集体行动、公共产品等宏观理论出发，探讨金砖扩员对国际合作模式及全球治理的意义。然而，既有研究偏重于宏观分析，未来可结合具体机制及实践路径进一步凸显金砖机制的独特性。例如，在组织架构中如何定位新加入国家的角色，以确保共同合作；在制度上如何区别于其他大型国际组织，继续以非正式机制保证议题的聚焦性、合作方式的灵活性，以及与全球议程的连接性；在价值上如何通过弥合认知鸿沟凝聚共识，为合作持续提供内生动力等。

　　二是“大金砖合作”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的扩展。已有研究大多聚焦金砖机制在金融、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而在安全合作、数字治理、公共卫生等议题上的探索比较有限。因此，学术界可从议程设置、制度设计、规则话语、规范扩散等角度研究新的议题。

　　三是从比较视角出发，讨论“大金砖合作”对“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影响。首先，可以在时间维度上厘清已有实践的发展轨迹，如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探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如何有效连接广大新兴国家，释放“大金砖”内部的合作潜力。其次，可以在空间维度上拓展国际学术的对话范围。现有研究关注并及时回应西方学界对“大金砖合作”的误读，但较少关注非西方学者对金砖机制的阐释与建言。而与非西方国家的学术交流，不仅可以助力学术研究的多样性，还可以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全球南方”实现更多合作。最后，在实践模式维度上，可以从区域合作模式的视角出发，探讨金砖与其他新兴国际组织在制度结构、议题推进路径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丰富对全球治理多元结构与合作逻辑的认知与研究。

　　（作者系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