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明海英

　　8月10日，清代财政与国家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恩施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学者深入探寻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深层互动，解码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治理逻辑。

　　与会学者关注清代财政体系的危机与变革。建立适应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加大的财政制度，是清政府进行预算改革的重要原因。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勇表示，与清前期传统的中央朝廷财政相比，清末预算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入款和出款。原被视为中央款项的盐茶课、厘金关税等亦细分数条，承认其中的地方收入成分。原被视为地方财政的各项津捐、杂租等，也通过解款、节存等成为中央常规收入的一部分。同时，经常、临时之分门别类，款、类、目之条分缕析，并专发章程、表册式和说明书，呈现出财政预算体例变化。此外，新财政预算科目中边防经费、铁路经费、支付外债等项均属于现代财政预算科目。梁勇认为，清政府通过建立财政预算制度将清末地方各类加收的税捐明确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持续探讨清代财政的制度、政策、结构及思想、社会维度表现之外，更进一步将清代财政与国家建构、社会治理及至中西‘大分流’问题结合起来，为深入理解清代财政与国家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逻辑打开了新视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魏文享表示，鸦片战争之前，清朝财政在定额奏销财政下体现为制度内的不完全财政特性，以增税增捐、捐输为主要应急方式，财政弹性较弱。商税比例过低，捐输并不稳定，且绅富免税逃税严重，基本没有借贷。新增收入负担主要由农民直接或间接承担。此后，清政府一方面延续旧法，另一方面本土创新及移植西法。关税、厘金及杂税杂捐的兴设，使清政府获得了超过其产业结构的商业税收收入，提前实现从农业税基向工商税基转换。

　　湖北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军表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清代财政体系的构建、运行、危机与变革深刻影响了国家的兴衰与社会的发展，其经验教训对于理解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探索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镜鉴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马敏表示，当数千年的传统财政智慧与近代财政文明碰撞，当财政体系与国家形态演变、治理能力提升、民族边疆治理等重大议题深度交织，这段历史便成为理解中国从传统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核心密码。他表示，从历史维度看，清代财政转型中，地丁银、漕粮等传统赋役体系与海关税、印花税等近代税种的更替，“量入为出”理念向“应急调适”机制的转变，中央集权与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博弈，无不折射出治理模式的艰难蜕变。

　　近代中国外债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和国际金融史的重要议题。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陷入财政困境，开始大规模举借外债。这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结构，也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了广泛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文杰介绍，从1877年到1881年的三次西征借款总额超千万两白银。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马金华以汇丰银行参与的1877年、1878年与1881年三次西征借款为核心研究对象，围绕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运作与流动，探讨汇丰银行西征借款的资本运作路径，并分析了汇丰银行如何通过国际资本流动侵蚀中国财政。马金华发现，在三笔西征借款中，汇丰银行通过折价发行、汇率风险转移和利差安排获得了可观利润，并将其用于增加储备基金，不仅支撑了汇丰银行业务的持续扩张，也为1884年的成功增资提供了经济基础，进一步推动其由区域性银行向跨国银行转型。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志云表示，甲午战争的交战和落败改变了中国金融结构。对清政府而言，其势必与外国银行成功协商出“增贷”“降息”和“展期”三项金融手段后，每年的分期付款金额方降至国家税收可负担范围内；而对外国银行而言，也必须要求清政府在保证其“资金安全性”和“获利吸引力”后，方得以发行具有竞争力的金融商品。

　　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经济史教授马德斌从财政、货币与金融制度切入，比较了中国自唐宋变革至20世纪民国初期的演进历程，与西方自中世纪自治城市兴起经荷兰、英国直至美国崛起的发展轨迹，揭示国家能力建设中政府与市场机制互动的关键逻辑，为理解当代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提供了启示。

　　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编辑部、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