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带来的新产品与新服务，提升了市场配置生产与消费要素的效率，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这样的革命性进展也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多种形式的数字经济，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重塑了就业形态、社会角色、生产组织，甚至也正在重构社会关系结构与社会治理形态。社会科学研究者借助扎实的实地调查，可以详细地描述新就业群体的工作与生活状态，揭示他们的困难与希望，并探讨个人的工作与生活融入更宏大社会体系的未来可能。

　　新技术的出现，往往带来破坏与创造两种趋势。一方面，它替代原有的技术，冲击旧有的工作与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它创造新的工作岗位，造就新的职业群体，重塑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因此，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无论是出于生计所迫，还是主动投身其中尝试新的工作与生活，新就业群体都是顺应数智时代发展潮流、积极改变的人群。骑手们每日穿梭于城镇的大街小巷，快速准确地将配送的物品递交到人们的手中，成为人们完成线上消费交易的最后一环，构成数智时代社会经济运转的重要拼图；网络主播借助数字通信技术，满足数字时代直播间受众的社交需求，提供情绪服务。这些工作岗位与工作内容都是全新的，他们的父辈未曾想象，反映出代际的变迁。个人面对宏大的时代转型，直面新技术带来的挑战，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但是如果一味地躲闪逃避与保守“躺平”，注定会被时代抛弃。新就业群体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潮流，为社会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消费服务，在提升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为自己获得收入的同时，也成为我们迈向数字时代社会生活的先行者。

　　新就业群体在数字时代的先行者角色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相互交织，线上和线下活动紧密缠绕。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并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因此，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围绕消费者的工作与生活安排展开，工作时段不固定，工作时长延展范围大，工作场景与生活场景交织。街头巷尾既是骑手配送物品的路径，也是他们聊天社交、用餐休息的地方；网络直播的工作场所与时间就更为随意，自家的房间与旅行的路途，晨起睡前的时间与登山聊天的过程，都可以成为直播的场景。事实上，数字通信技术消解了信息传递的时间与空间限制，支撑着工作与生活的混杂与交织，让新就业群体在“线上工作”与“线上生活”之间能够轻松切换。因此，新就业群体往往也是“零工经济”与“灵活就业”的主角，对于他们而言，工作亦即生活。他们在线上工作，也生活在线上。

　　第二，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生活与数据相伴相生。数据是数智时代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与基础资源，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过程既为数据算法所控制，其本身也生产数据、使用数据，在与算法的互动中生活。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过程与数据的高效利用紧密相关，他们的工作分配、绩效评估、收入多少甚至职业发展都受算法影响。骑手的订单任务派送、行动路线选择、订单完成时限以及最终的绩效评估与报酬发放，都由平台算法根据数据决定；网络主播的工作节奏、人气热度、平台推送以及收益来源都在平台算法的掌握之下。尽管数据逻辑渗透到他们的整个劳动过程中，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深度融合，日常生活的高度不确定性还是给了他们灵活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可能。因此，无论是骑手还是网络主播，他们都在平台算法的间隙之处找到了各种劳动策略，发挥着自身的能动性，也努力构建自身的数字社会关系。由于其线上劳动的特殊属性，新就业群体对于服务对象在线上数字特征较为熟悉，但是与他们现实生活的环境则相对隔阂，他们善于建立数字社会关系，却并没有融入他们身处的现实社会生活。

　　第三，新就业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困顿与希望，向我们展示了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前沿议题。首先，他们与平台之间具有不对等关系。由于数字经济的权属关系还没有定论，新就业群体在劳动过程中陷入非正式劳动合同关系，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其次，他们有与传统职业不同的工作焦虑与身份焦虑。“零工经济”的不确定性与数智时代快速社会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带来新就业群体对工作稳定性与前景的担忧，也带来自身在社会中身份归属的忧虑。最后，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感知更强。新就业群体往往就是网络一代，他们成长于数智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对于数字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更为熟悉，也更熟知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新就业群体整体较为年轻，正处在人生的转折阶段，他们利用数字技术武装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技能，形成自己关于数智社会全新的认知与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正在开启自己的社会冒险历程。因此，他们渴望被社会所理解，渴望有着合理的社会身份，也渴望参与社会事务表达自身。简言之，他们也是现实社会中的成员，也应该深度融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这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议题。

　　与其他传统的职业群体相比，新就业群体的工作与生活具有独特性。顺应他们的群体社会参与需求，将他们纳入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思路。事实上，已有的探索发现了新职业群体对于社会参与既有需求，也有提供独特贡献的可能。借助骑手来了解社区具体细致的空间安排与民情民意，可以提升城市社区在信息采集与应急响应等治理过程中的效率。对于网络主播而言，他们与观众和粉丝有着天然的情感连接，掌握其所思所想与舆情心态。可以说，在了解网络舆情与开展网络动员等方面，网络主播有天然的优势。在为网络直播提供劳动服务与工作充电的同时，也可以尝试让他们参与到网络治理的具体事务之中。

　　总之，数字时代的新就业群体展示了工作与生活的新形态，充满了融入数字社会的期望与憧憬，也应当成为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