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相遇不是新现象，但基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知识构建则是新的时代性学术任务，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部分，更是中国心理学一百多年来的梦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达此目标，应有独特方法论性质的行动策略。笔者基于儒家文化心理的学研体会，提出问题中心、心理学思维方式的三步行动策略，就教于方家。

　　学术实质

　　彼得·沃森在《20世纪思想史》一书中说，20世纪是心理学世纪，即使“错的”弗洛伊德也对文学、艺术、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沃森遗憾地提到，描述20世纪思想发展时，极想寻找中国、印度、日本的思想家，却未能如愿。这与近300年来世界发展方式和格局由西方塑造密切相关。

　　沃森的结论未来一定会被改写。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中国式现代化国家任务的确立，中国已到了对世界有更大思想贡献的阶段，正如西方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涌现出大批影响世界的思想家一样。基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知识体系构建，因其底层性和文化性，将是中国思想知识体系的必要层面乃至先行领域。

　　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贯通的必然性早在引入西方心理学时就已显现。心理学一词最早的字面含义是古希腊的“灵魂”与“逻各斯”的结合。这个学科概念在19世纪40年代才出现。当它被引入中国时，就有不同的“中文”名称——在1872—1896年之间先后出现过心灵学、灵魂学、性理学、心性学、性情学、魂学、心学、心才学、灵学等。今天所用的“心理学”是康有为和黄遵宪等沿用日本学者西周的翻译而定型的。如此，源于中国先秦的“心”与成熟于宋儒的“理”便奇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指代现代研究人的心理规律的学科名称了。此后百年间，中国心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各种西方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结合的尝试。不过，总体来看，这些努力均是以西方心理学为主、为框架的。

　　基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知识（体系）构建不同于以往的本土化努力。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不排除当下中国的新文化）为学术资源，经过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心理学知识体系，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代学术解释。其实质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资源，内在的，能够“走出去”的，影响世界思想体系、社会形态的中国心理学知识形态。

　　这将是中国文化对世界人文思想体系和科学的贡献。人的心理是博大的精神世界，是极为复杂与微妙的。人类的伟大与渺小、力量与无助、幸福与悲伤、奉献与索取，都是心理的表现。心理作为人的行动的天然动因和必然伴随物，见之于自我、他人、社会的所有层面。解读人心理的知识系统就自然地构成了人类整体知识体系的底层。中国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善治之道的文明探索创造中，形成了以天、天命、天道、人、德、人心、性情、仁义礼智信、知行等为核心范畴的思想体系，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西方也在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法、基督教的人与上帝等维度上，通过对世界的本体是什么、人是什么、上帝何以为真、意志是否自由、理性与信仰关系等的追问乃至宗教斗争，走过了“千年”中世纪，走到理性主义胜利、现代科学体系形成，主导性地构建了当今人类的社会、文明形态。人类正是通过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国家）的心理理解，底层性地引导着社会行动，构建了伟大而多样的文明。以中国文化为资源的心理知识构建，将以操作性理论和方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进入现代人的心灵，为世界未来的社会形态提供中国知识框架支持。

　　三步行动策略

　　要达成这样的学术目标并非易事，因为它面临着研究方法论、思维方式、概念及思想体系转化等方面的挑战。以儒家思想为例，若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完成四个层面的贯通：儒家思想的心理（学）层面解释—儒家思想的心理领域或框架辨析—儒家思想的心理学概念化—基于儒家思想的心理理论实证化（循证化）。这一过程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导致“表面合适、底层欠缺”的学术后果。而问题中心、心理学思维方式的行动策略便着力于以上四个层面的贯通，包含了三大方法论要素。

　　一是以心理学问题/元问题明晰研究对象。现代心理学是随着西方近代科学革命而形成的经验科学，以经验主义、还原主义、自然主义、价值中立等为原则，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为生活提供“效率”性指导，“可验证”是其学术特质。但同时，人的心理是为文化塑造的，现代心理学诞生于西方，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气质潜隐于理论的角角落落。可以说，科学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心理学的两大精神气质。

　　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由儒释道医等知识体系构成，其与民间生活化的观念意义系统共同决定着中国人实实在在的生活世界。中国文化有突出的社群主义（族群—社会—国家）。这决定了由中国文化现象生发出新的心理学知识，需要实现双向学术转换——中国文化的科学化与现代心理学理论的中国文化化。前者提示，基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知识构建，不再是中国文化的原本形态，而是心理学知识形态。后者则要求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研究必须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和资源，从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文化现实出发来构建。

　　这始于中国文化现象的心理学研究对象化。这样说有点抽象，举例来说，在儒家思想里，“君子”是其推崇的人格理想状态，可以说，“君子”人格可以与西方的“人格”研究对接。但儒家的人格意蕴与西方人格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儒家的人格是德性意义的，心理学的人格是形式化的（价值中立的）。要把儒家的人格思想转变为心理学的人格研究，就需要心理学化。这要通过心理学思维实现——以心理学所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元问题来界定。所谓元问题，是指某心理现象的底层或根本问题。人格研究的元问题可理解为人格在文化中的根本含义、要素、功能与作用机制。如此，基于儒家人格的心理学研究既保留了中国文化气质，又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心理学研究对象，实现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统一。

　　二是从中国文化内在脉络构建研究问题空间。学术研究是围绕研究问题空间展开的。基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知识构建，应坚持从中国文化内在脉络构建问题空间的基本原则。

　　仍以人格为例。西方人格心理学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派别，如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品质理论、生物模式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基于品质理论而构成的大五人格理论。在当前中国心理学的“人格”研究中，以大五人格理论为基础发展出的中国的大七人格理论颇有影响。这虽然是值得肯定的中国本土化成果，但其学术实质仍是西方的。从中国文化脉络构建人格研究的问题空间，则关注儒家君子人格如何以“天道”为信仰，以“仁”为核心，知—礼—命并举，“内圣外王”，进退有据，并有体道达天、知生顺死、文质相协、敦厚力行、开物成务、事功成人的高远德性。如此，基于儒家的人格研究才有“大五”或“大七”无法解释的中国文化气质与功能。

　　三是对中国文化心理现象进行实证或循证研究。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实证性的，从中国文化发展出心理学理论，亦要接受经验化过程。同样以儒家人格研究为例，儒家人格的核心“仁”是否真的在现代人的生命意义系统中有终极功能，礼的社会规则功能到底是什么，知（智）的功能有哪些，时命的心理调节作用是否真有效果，内圣外王心灵境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过程，等等。只有经过如此心理学实证或循证研究，才算完成了基于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知识构建。

　　对研究者的知识要求

　　上述行动策略有几个侧重点：第一，回到心理本质——意义层面解释心理机制。这也是文化的本质——文化即共享的意义系统。心理学的形式化追求使心理学的理论离意义本质越来越远。第二，面对真实的心理问题而不是心理学弊端日显的变量关系研究（如不少调节、中介变量研究看似科学，但乃是假命题）。第三，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内在脉络的问题空间构建。第四，研究设计、研究方法、研究技术是心理学的。

　　这样的研究范式对从业学者有很高的要求——不仅是心理学家，还应是中国文化专家。不懂心理学，做出的研究成果仍是传统文化；不掌握传统文化精髓，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则可能似是而非。要具备两个学科的素养，自然要开展中西互补的知识训练，并需要教育主管机构制定推行相应的政策，而这属于心理学的新领域——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问题了。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