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旅行”是一种与痛苦和艰辛密切相关的体验。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跨越区域的空间位移不仅耗时漫长，更充满危险与不确定性。“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始于公元前464年的希腊—埃及旅行，前后历时20余年。其间，希罗多德进行过地理勘察，历史考证、宗教朝圣，甚至军事远征。因此，莫顿·扎贝尔认为，旅行是“人类最早也是最古老的行为方式之一。它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几乎同时存在。它是人类的一个主要的行为冲动，是一个决定历史的主要因素。不管是作为迁徙还是探险，不管是出于科学研究还是娱乐，不管是强制性的位移还是非理性的漫游，它已经成为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存在的条件”。古典人类学家玛丽·比尔德和约翰·汉德森更是将旅行奉为人类学的核心，认为对旅行的忘却就是人类自身的失忆。

　　旅行文学研究家皮特·修姆和笛姆·杨斯认为，“旅行和写作总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旅行者的故事与虚构本身一样古老”。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开篇便吟咏：“请为我叙说，缪斯啊，那位机敏的英雄，在摧毁特洛伊神圣城堡后，四处漂泊的经历。”这一声穿越时空的呼唤，揭示了旅行与文学亘古不变的姻缘。旅行文学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叙事传统之一，既是地理空间的拓荒记录，更是精神世界的勘探图谱。从《荷马史诗》的航海历险到《马可·波罗游记》的东方想象，从徐霞客的山河异志到波德莱尔的都市漫游，从明代的《西游记》到美国20世纪小说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旅行书写始终在移动的时空中编织着文明的经纬。

　　旅行文学的界定始终伴随着学术争议。人类学家让-迪迪埃·于尔班提出“三要素说”，认为真正的旅行文学必须同时具备地理位移的真实性、作者亲历的在场性、文化反思的深刻性。这种严格定义将《格列佛游记》等虚构作品排除在外，也难以解释但丁《神曲》这类“精神朝圣”杰作的旅行文学特质。更富包容性的界定来自比较文学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她在《帝国之眼》中提出“接触地带”理论，强调旅行文学本质上是不同文化相遇时的叙事产物。据此，旅行文学可定义为以空间移动为叙事框架，记录文化碰撞中产生的认知体验与身份重构的书写实践。这种定义既涵盖《徐霞客游记》等纪实文本，也包容《鲁滨逊漂流记》等虚构创作，甚至纳入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记忆漫游”的现代变体。

　　旅行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文体的杂交性。旅行文学可以是一种文献体，例如法显《佛国记》将佛教典籍的严谨与个人修行的感悟交织；旅行文学可以是一种诗文体，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以其超自然的叙事框架、深刻的道德寓言和独特的海洋漫游主题，成为浪漫主义时期旅行文学诗文体的典范之作；旅行文学可以是一种小说体，《西游记》以玄奘西行取经为叙事骨架，将地理朝圣升华为精神修行，构建了中国古典旅行文学小说体的独特范式。旅行文学还可以是影像体，当代旅行网络视频日志将文字、图像、声音进行多媒体融合。

　　总之，这种文体的开放性源于旅行经验本身的混杂性。普鲁塔克“平行传记”的写法在旅行文学中常见于东西方人物的镜像对照，如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往叙事。巴赫金所说的“众声喧哗”在旅行文学中尤为显著，不同语言的混杂、文化符号的并置创造出独特的文本张力。

　　旅行文学的演进史，堪称一部缩微的人类文明进程史。先秦时期《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昆仑的传说，已初具旅行叙事雏形。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的壮举，成就了《史记》中那些带着地理体温的历史叙事。郦道元《水经注》将水文考察与神话传说熔于一炉，开创了“地理志异”的书写传统。与此同时，中世纪欧洲的朝圣文学如《曼德维尔游记》，在宗教框架下展开异域想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中关于东方的某些记载，实则是中世纪欧洲集体无意识的投射。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旅行书写从来不是客观记录，而是权力话语建构的场域。

　　大航海时代催生了旅行文学的第一次范式转型。哥伦布、理查德·哈克路特、弗朗西斯·德雷克共同构建起早期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的认知图谱，现代性语境下的旅行文学也呈现新的特质。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漫游者”到本雅明分析的都市观察者，再到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垮掉派公路叙事，旅行日益成为现代人对抗异化的精神仪式。当代作家如奈保尔、石黑一雄的跨文化写作，则延续着旅行文学解构文化霸权的批判传统。

　　旅行文学研究在当代呈现出多维理论视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提出“反征服”概念，揭示欧洲旅行者如何通过看似中立的自然描写实施文化霸权。如达尔文《小猎犬号航海记》中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科学观察”，实则暗含殖民话语。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旅行文本提供了新工具。劳伦斯·布伊尔的“环境想象”理论，重新解读了梭罗《瓦尔登湖》这类自然书写中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山水游记中“物我合一”的生态智慧，正引发新的学术关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应用于《徐霞客游记》的线路可视化，大数据分析旅行文本中的情感倾向，这些新方法正在重塑研究范式。当代“文学制图学”尝试将文本中的空间想象转化为数字地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反向旅行文学”现象。当西方传教士书写中国时，清代文人樊守义《身见录》也记录了他的欧洲见闻。这种双向凝视打破了东方主义的单一看法，印证了霍米·巴巴所说的“文化杂合”理论。

　　博尔赫斯在《沙之书》中虚构了一本无限延伸的奇书，这个意象恰可比喻旅行文学的特质——永远处于“在路上”的未完成状态。从马可·波罗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到今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碰撞，旅行文学始终是人类理解世界与自我的一面棱镜。在人工智能重塑旅行方式的今天，虚拟现实技术已能模拟“足不出户的环球旅行”。但正如普鲁斯特所言：“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景观，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旅行文学的终极价值，或许正在于提醒我们：所有的地理探索，最终都是心灵的朝圣；所有的异域描写，本质上都是自我的镜像。在这个意义上，旅行文学将继续作为人类精神的导航图，指引我们在浩瀚文明星海中寻找自己的坐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旅行文学史”（22ZD28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