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乐舞，又称孔庙雅乐、祭孔乐舞、祭孔礼乐等，其形制历史上曾由官方制定、颁布，用于全国各地孔庙（文庙）祭孔祀典。它流传有序，延续千余年，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祭祀音乐的典型代表。孔庙乐舞是中国古代祭祀孔子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融合礼、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其艺术特色和美学风格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既体现了礼乐教化的核心思想，又通过庄重、典雅的表现形式传达出独特的审美追求。

　　礼乐相融的仪式性。孔庙乐舞的本质是“以礼定乐，以乐成礼”。其音乐、舞蹈与祭祀礼仪高度统一，相互融合，相辅相成，严格按照古代《仪礼》和《礼记》的规范设计。乐舞的节奏、动作与祭祀环节一一对应，形成严谨的程式化结构。祭孔释奠礼通常包含六个环节，分别是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与之相对应，祭孔雅乐分为六个乐章。迎神是祭孔仪式的开始，此时乐奏《昭平之章》（历朝历代孔庙雅乐乐章名多有不同，本文中的乐章名沿用的是清朝乾隆七年最后一次修改的名称）；初献是祭孔仪式的主体部分之一，乐奏《宣平之章》，舞生开始表演；亚献是第二次献祭，乐奏《秩平之章》，舞生继续表演；终献是祭孔仪式的最后一次献祭，乐奏《叙平之章》，舞生继续伴舞表演；彻馔意味着祭祀仪式接近尾声，此时乐奏《懿平之章》；送神是祭孔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此时乐奏《德平之章》。整个祭祀过程庄重有序，体现了祭孔礼乐的神圣肃穆。

　　音乐的古朴与雅正。孔庙雅乐在乐器配置方面采用“八音”体系（金、石、土、木、革、丝、匏、竹），以编钟、编磬为核心，辅以琴、瑟、笙、箫等，形成“金石之声”的庄严音色。在曲调类型方面，孔庙乐舞采用了传统音乐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避免繁复变调，旋律简洁，节奏舒缓。这些曲调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孔庙乐舞丰富的音乐语汇。其中，宫调式以其宽广、明亮的音色，表现出一种庄重与辉煌；商调式则以其深沉、内敛的特质，传递出一种神秘与遥远的感觉。角调式、徵调式和羽调式则分别以其独特的旋律走向和音色变化，为孔庙乐舞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层次。

　　舞蹈动作的象征性。祭孔的舞蹈动作以“圆、屈、缓”为特点，舞姿庄重肃穆。舞者手持“翟”（雉羽）与“龠”（竹制乐器），通过“执羽秉龠”的动作象征文德与武功的结合，传递儒家“文武兼备”的理想。舞者的舞步多为方阵式行进，象征天圆地方；舞者动作的对称与重复隐喻宇宙的和谐与秩序的永恒。

　　孔庙乐舞表达了“中和”之美。儒家明确将“中和”视为“乐”的最基本的美学特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荀子·劝学》）《礼记·乐记》中亦云：“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孔庙乐舞的审美理想源于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中和”原则。其音乐节奏舒缓平稳，舞蹈动作克制内敛，避免激烈的情感表达，表达了“致中和，天地位焉”（《礼记·中庸》）的宇宙观。这种美学风格既是对个体情感的节制，也是对群体伦理秩序的彰显，历代祭孔乐章名中包含的“和”“安”“平”等字，蕴含着儒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深意。

　　庄严与静穆的崇高感。孔庙乐舞通过缓慢的节奏、对称的队形、低沉的音色，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氛围。编钟与编磬的浑厚音色在空间中共振，形成“黄钟大吕”般的恢宏气势，使参与者产生对至圣先师的敬畏之心，进而体验“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儒家音乐是一种“德音”“雅乐”，它与天地相和，“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思想在儒家音乐思想中的体现。

　　简约与含蓄的古典韵味。孔庙乐舞摒弃华丽的技巧与繁复的装饰，追求“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礼记·乐记》）的古典美学。舞蹈动作简洁而富有韵律，音乐旋律平实却余韵悠长，通过旋律节奏的休止、延宕与重复，引导参与者和观众在静观中体悟儒家“仁”与“礼”的深意。

　　孔庙乐舞旋律与节奏的和谐，音色的纯净与多样，舞蹈的整饬、规范，场景与氛围的营造均营造了一个庄重而神圣的氛围。这样的环境氛围不仅是音乐与舞蹈的展现，更是对古代社会价值观与审美观的深刻诠释。

　　总之，孔庙乐舞以礼为骨、以乐为魂、以舞为形，将儒家思想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语言。其庄重典雅的风格与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不仅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缩影，更是中华文明对“和谐”理念的深刻诠释。

　　孔庙乐舞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儒家礼乐文化的活态传承，是礼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载体，而且注重和谐与秩序，强调个人修养与社会教化，道法自然的礼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华文明延续和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艺术特色与美学风格还体现了中国古代对“美善统一”的追求，将伦理、审美与宇宙观融为一体。

　　在现代社会，孔庙乐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为传统美学的当代诠释提供了范本，也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身份的构建注入了精神内核。孔庙乐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传承与发展对于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建构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须按照新时代的要求，深刻阐释其价值内涵，探索其“两创”的新机制、新路径和新形式，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