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写作能否改变文艺审美观念已然成为当下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走向“世界审美共同体”将是人工智能写作背景下文艺审美观念发展的新趋向。

　　文艺审美观念的

　　范式演进

　　西周的礼乐文化孕育了王官之学，知识一直被权贵阶层垄断。春秋时期，孔子整理六经并开创私学传统，使得文化权力逐步向新兴士人阶层转移。汉代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经学体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之学”构建起持续两千余年的教化型审美范式。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带动了文艺审美范式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新的审美观念开始涌现，逐步形成了多元并存的审美格局。

　　进入智能时代，文艺审美观念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其一，创作主体从单一单向转为人机协作；其二，审美标准从权威认定向数据驱动转变；其三，接受过程从物理场域传播向“现实—虚拟”交互体验转型。

　　事实上，在不同时代，文艺审美观念一直在变化。尽管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计算机在将来会有意识，但目前还没有完全可靠的理论模型能够确认人工智能具有自我意识。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高级工具，而人类之所以对人工智能感到恐惧源自人类的自尊心理，同时也有对“人工智能”和“智能人工”内涵的混淆。

　　人工智能还是智能人工？

　　当前的人工智能写作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文学机器”理论的当下实践。1967年11月，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提出，文学本质上是语言在语言规则和语义网中的精密运算，他认为可以使用数学方法创作文学。从这个角度来看，“DeepSeek”“ChatGPT”“Kimi”“文心一言”等针对不同写作要求而开发的智能程序可以有效减少创作时间、提升创作数量、提高创作效率。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人工智能写作完全可以替代文艺创作。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人工智能，意为“人造的智力、智能、情报”，人工智能的第一属性是“高级推理、复杂指令解释和增强创造力”。从定义上说，“人工智能”这一术语并不是人工的智能，它实际上是“智能人工”，即“智能化的关于人的工作”。像人脸识别、无人驾驶、图像生成、文本创作等，只是优化算法的技术，取名为“人工智能”，其中有市场营销的目的。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结果需要被鉴别与评定，程序本身不能够为用户负责。

　　新审美观念的形成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知识权力的控制力。知识权力既能通过算法垄断，又可借助开源共享实现权力分散。智能时代，知识权力更加集中，它会替代简单、重复的单一性工作，但也会提供更多的创造性职位。

　　文艺审美观念是知识权力的重要体现，它的生发和阐释必然受到多种权力关系的制约。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资本的占有者”凭借着权力介入审美观念的形成，并塑造着他者的文化经验。人工智能正迅速渗透到审美观念场域，掌握知识也意味着新的审美观念的建构。

　　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文化焦虑”，本质上源于传统审美主体对自身主导地位弱化的忧虑。经典文艺审美体系在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审美的多样性。随着当代文艺审美观念的转型，传统审美范式对新兴现象的阐释效力也逐渐弱化，各类非主流审美标准开始挑战既有的审美观念。这种多元竞争格局打破了一元化的审美范式，为不同观念的平等对话开辟了可能的空间。

　　人工智能

　　对文艺审美观念的启示

　　技术的进步正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审美观念也呈现出跨文化交流的新特征。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动造成世界审美观念的全息性和动态性。多主体呈现、多主体间性张力互动、多边叙事互渗是世界审美共同体的三大核心要义。世界审美共同体在智能语境中形成，在多主体比较中显现，在多主体间性张力互动中增强，在多边叙事中互渗，最终逐渐形成跨文化叙事的话语体系。

　　世界审美共同体的核心是多主体呈现，它超越了单一的作者中心主义、文本中心主义、读者中心主义。人、非人（机器、自然）都是审美共同体中的一员，主客之间的界限被打破，真正实现了“以我观物”“以物观我”的生命交互的审美状态。

　　主体的文艺审美观念往往以心理活动的方式投射到文艺作品中，表现为相应的作品形式。智能时代，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文化理论和审美观念之间的高频率互动产生了多样化的文艺审美观。这种变化是世界审美共同体的多方张力运动的结果，它推动了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

　　人工智能引发的审美变革，是人类认知范式在智能时代的一种适应性调整。这种调整既不是简单延续传统审美观，也不是被动地接受技术决定论，而是通过建构世界审美共同体来实现文化跃升。未来的研究需要建立跨学科对话的平台，在坚守人文精神的前提下，探索人机共生的新型审美范式，最终建构出具有文化包容性与技术前瞻性的世界审美共同体。

　　（作者系南昌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教授；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