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年7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公布中国申报的“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西夏陵申遗成功之路，是西夏陵文化和价值的国际认可之路，本质上是对西夏文化遗产价值的再确认。此后，西夏陵将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又一重要窗口，是展示中国文化自信，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团结形象的重要载体。 

　　西夏陵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见证。作为古代帝王墓葬，它的选址思路、建筑形制、建筑构件、出土的文物等诸多方面均受到唐宋文化的影响，体现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西夏学已有百年发展历史。与西夏相关的出土资料丰富，包括文物、文献、遗址等多项内容，使原本没有史书的西夏，活灵活现展现在世人眼前。通过西夏学的百年发展，看出西夏不仅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还通过这些遗产证实自身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自称黄帝后裔，自创的《宫廷诗集》有：“详载始于过去祖轩辕，我等言说何时终？故袭位自北魏拓跋氏，无土筑城圣教导。” 远攀黄帝为远祖，目的是进行深度的民族融合。西夏文《圣立义海》在“腊月之名义”条下明确记载 “年末腊日。国属金，土日，君出射猎，备诸食”，说明接受了汉文化传统的“五德终始说”。西夏在官制上设立汉官，是对自身汉化过程的自主接受。西夏设立儒学，黑水城出土了《论语》《孝经》《孟子》等典籍，说明其用儒学经典教化民众和贵族官员子弟，鼓励他们科举晋升，成为栋梁。

　　最能反映西夏接受汉化的一点便是法典的修编。西夏共编纂四部法典，包括《贞观玉镜统》《天盛律令》《法则》《亥年新法》，时间跨度在西夏前期到西夏晚期，内容较为丰富，涉及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他们成为一直以来西夏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纵观西夏历史研究成果，基本都离不开对法典的参考引用。可以说，法典的整理和解读，成为解密西夏历史的重要钥匙。西夏法典承袭唐宋法典编纂方法而来，是中华法系发展到11世纪至13世纪西北地区的延伸。如《天盛律令》中规定的“十恶”“八议”等内容，均是对《唐律疏议》《宋刑统》内容的承袭。《亥年新法》的编纂更多显示宋代法典“编敕”的特色。如卷十五有多个法条明确指出为敕文。如第一条“京城畿内水地灌渠退罢，官验京寺常住田地、家民、税地等缴纳夫役草之皆有所定，《律令》虽已明晰，然而又宗族、丞相、臣民等属寺常住缴（赋役草），有理无理取律而修（寺）。或役草俱减，或一年差役，纳一年熟草，渐渐加重税户家主赋役。国内臣民不平，哀叹生害者众多。先前诏敕已下”。此外，《亥年新法》中有多处引用《律令》，从而对《天盛律令》进行补充的内容，大概均属于敕。此外，《法则》的内容则虽主要表现为存有具体案例，形式非常像“判例”。如卷八“侵凌妻门”例举两人非法侵占他人妻子钱财被判刑的例子，指出此后相同案件同等判罪。可见西夏晚期的法典中，存在“以例入法”的现象。这则在宋代法典编纂可见。 

　　西夏学的发展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黑水城出土大量西夏文汉文典籍，多系对宋代乃至唐末五代书籍的转译，从中可以反映出未经宋人编辑的汉文古本原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还有一些古书已经失传，却在黑水城文献中保留下来，为我们更多地了解宋代文人思想智慧提供了材料。另外，在活字印刷方面，西夏时期保存了一些活字印本的实物。如武威和黑水城分别出土了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唯一一部泥活字印本实物。还有宁夏拜寺沟方塔所出西夏译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它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从元代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此外，在书籍装帧方面，中国出土的西夏文献装帧极其丰富，经折装、蝴蝶装、卷子装、缝缋装等等，为中国古书装帧提供丰富的实例。与敦煌书籍相比，西夏所处的时期正好是刻本兴起，写本仍然盛行的时期，即写本和刻本交叉应用的时期，因此，西夏书籍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见证作用。 

　　（作者系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