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有两个世界——指向学问的文本世界和指向事功的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是围绕问题展开的两个维度，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应然与实然。

　　政治思想史的两种创作主体

　　以往的政治思想史叙事主要是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史。无论是周辅成选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还是施克莱《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这样的当代作品，其标题都透露出侧重政治思想家这一主体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思想家主体不局限于政治思想家，法国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自有其政治思想（戴雪：《华兹华斯的政治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以相对论为题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许思园也有关于政治思想的精到论述（许思园：《人性与人之使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在社会发展的重大时刻，总有一些其他领域的思想家探讨政治问题，谱写出政治思想史中的别样篇章。

　　既然政治思想史存在文本与事功两个世界，那也有对应的两种创作主体。要直面政治思想所因应的问题本身，除了揭示思想家的多种类型，更少不了挖掘政治思想史的另一种重要创作主体，即政治家。在施特劳斯和克罗波西主持编写《政治哲学史》的过程中，雅法曾提议用丘吉尔和林肯平衡海德格尔和柏克，以使“政治”与“哲学”达到某种平衡。虽然编辑们最后采纳了布鲁姆的反对意见，但这一提议暗示的思想史书写的范式革新值得认真对待。

　　政治家最为熟悉的思想史创作方式是立法或制定政策，那些法典、法规与政策是其政治思想的载体，制度与政策的创新则更像是一场新政治思想的试验，而政治场域中各方力量的分合背后则是不同政治思想的角力。就此而言，结构—功能主义的政治科学与公共政策研究倒是可以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相得益彰。

　　除了以实践或曰政治行动的方式呈现政治思想，有些政治家还以创作或编制文本的方式直陈其政治思想——如朱元璋编制《皇明祖训》，推动编选《孟子节文》；雍正撰写驳斥曾静的《大义觉迷录》；詹姆斯一世写出《王室赠礼》（Basilicon Doron），教育王家子嗣绝对主义的统治秘术。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政治家迪斯累利更是一位小说家，其代表作《西比尔或两个国家》（Sybil, or the Two Nations）揭露了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因贫富差距而撕裂，而这部小说恰巧与叩问相关主题的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同年（1845年）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家的文本创作并非常见的学术生产方式，其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导向，行文往往充满了修辞术。要把握政治家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政治思想主张，尤其要注重其言说对象。毕竟，面对不同的言说对象，甚至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表面判断，如果不能回到其立论情境，只会单纯以为政治家的思想游移不定。概言之，要培育强烈的时代感与对话感，以把握政治思想表述的隐喻性。

　　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

　　标签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方便法门，是迅速把握某种思想主张的形式化工具，但如果以辨识标签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工作，就会陷入形式主义。以各种“主义”命名思想立场，原本是为了更加清楚地定位创作主体的基本主张及其归属的思想系谱，但行之日久，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往往容易陷入作者与文本隶属何种主义的名相之争而本末倒置，仿若政治家与思想家的文本都是为其所持之主义服务，而不是反过来因特定问题意识与主张才成就了各种主义的系谱。主张政治非伦理化的马基雅维利固然被视作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家，但我们不禁要追问的是，在四分五裂的意大利，这样一位孜孜以求国家统一的思想家究竟是太现实还是太理想？要想更好地面对政治思想史的两个世界，就需要回到问题本身，对文本及作为其创作主体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做去标签化的处理。

　　对于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直面问题首先就要立足文本本身，而不是用贴标签代替文本细读的工夫。中国传统自有的校雠学（本校、理校、对校、他校）虽是校正文本讹误的方法，也可以为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文本阅读提供借鉴。本校即通过文本本身的上下文把握其互文性，理校即摸索文本本身的内在理路，对校即考察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他校即依托其他文献考察某一种文本。经此文本内外的系统考察，才可以说对文本及其所承载思想有了基本把握。具体展开政治思想史研究时，则要以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即以研究对象本身的思路“还治其身”，而不是以其他思想家或研究者自身的框架让研究对象“削足适履”。

　　去标签化的文本细读还需要考察创作者的写作对象与创作意图，以及在考虑到时代精神与写作对象后采取的写作技艺或言说修辞。比如，将近些年兴起的历史政治学范式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在历史情境中把握思想家的具体言说，体味他们要解决的特定问题及由此生发的一般义理。这样既可以了解洛克、卢梭、柏克等人在英法革命时期的特殊主张与具体关切，又可以将其纳入一般义理，不至于顾此失彼。再如，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如果注意到明武宗曾自取蒙古名“忽必烈”，就可以由此挖掘明朝对元朝的某种政治想象和自我期许。这些思想史工作的展开，不仅是对思想现象的勾勒，更可以反哺一般政治史研究，将那些锐利激荡的政治思想放回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

　　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是为了回避问题而躲进书斋的文字游戏，而是有直面问题的文本与事功两个世界。挖掘这两个世界的主体与创作，可以让我们在一般政治史叙事之外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重新认识到“天地何其辽阔”。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分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