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互鉴与学科交叉的背景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活水源泉”，应在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现实需求

　　通过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融合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基于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

　　第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历史任务的转型。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外来学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已经实现了从空白到前沿的跨越式发展。如今，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从最初的引介西方思想、批判性反思西方经验进入主体建构的新阶段，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基于中国视角的体系化探索。特别是在文明互鉴背景下，中国学者需超越单纯的知识输入，构建具有本土特色与全球视野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框架，为学科发展注入新的理论活力。

　　第二，学科定位的困境日益凸显。西方政治思想史通常被视为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领域。历史学进路强调语境还原与文本考据，要求研究者具备古代语言能力和考据技术。近年来，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历史学方法愈发聚焦于细节化、去宏大叙事的研究。而这种进路下的思想史研究常被质疑其现实意义。相较之下，政治学进路更注重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及其对核心政治问题的解释力。因此，研究者既需向历史学同行证明其研究的历史严谨性，避免“时代错置”的批评；又可能面临研究没有与现实问题挂钩，被视为“古物学家”的质疑。

　　第三，政治学学科体系调整的要求。作为一级学科，政治学下设政治学理论等十个二级学科。其中，政治学理论“作为研究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学科，是政治学一级学科的理论基础，其研究对象涵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等分支领域，并包括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可见，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被明确归入政治学理论的分支，也肩负着为政治学一级学科提供理论支撑的使命。然而，政治学理论研究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政治学原理的探讨，与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问题意识、研究队伍和学术交流上存在明显分离。这种割裂不仅削弱了学科的整体性，也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与知识体系更新的需求。

　　第四，外部相邻学科的挑战。在过去十几年中，政治哲学（史）研究与政治思想史研究长期存在争论，政治哲学研究同仁对思想史研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当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学领域遭受质疑时，政治哲学在哲学学科的庇护下茁壮成长为新的二级学科。这势必也会吸引一些思想史研究者从学科归属上转向政治哲学。此外，近期古典学兴起为新的学科方向，一些学校正式设立古典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也增加了独立的古典学学科。这将进一步吸引部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尤其是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学者转向古典学。能否保持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队伍的稳定，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具体路径

　　第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抵制后现代主义的诱惑，将研究聚焦于政治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如权力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正义理论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政治学学科的基础，具有跨时代、跨学科的意义。政治思想史本质上是对政治事务的思考，永远无法与公众的关注点完全隔绝。政治思想史研究也不应止于简单的概念史梳理，应尝试将具体的概念研究置于理论体系之中。政治思想史的优势在于揭示理论被遮蔽的历史面向。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在政治学理论问题上往往意见分歧，而思想史研究可以通过历史分析来揭示这些分歧的根源，为政治学理论的创新提供素材。通过将政治学理论置于历史脉络中考察，不仅能丰富理论的解释力，还能为当代问题提供新的视角。

　　第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积极回应政治实践中的前沿问题。西方政治近年来出现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政治极化的加深、民粹主义的兴起、领土和主权原则受到挑战等。这些都为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施展空间。如美国《政治学评论》杂志设置专栏，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考察民粹主义。“当代学者难以分析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部分原因在于对民主的普遍推崇。转向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能清晰反映民粹主义现象，因其不受现代民主预设的束缚。”而政治思想史研究恰恰可以帮助我们跳出现代政治的一些潜在预设，更加客观地看待现代政治暴露的问题。

　　第三，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鼓励以主题为导向的非连续性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不必拘泥于历史连续性，而应大胆尝试以特定主题为导向，如自由、民主、正义、平等，开展断代或者跳跃式的研究。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学派，就持续推出了多部专题性研究。斯金纳最新的专著《自由即独立》，就重点挑选了古罗马、英国内战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自由观念进行分析，强调真正的自由是免于任意性权力的支配；同时特别回应了当代女权主义的自由观争论，探讨了数字时代人类自由所面临的新型挑战等前沿问题。

　　第四，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探索比较政治思想的研究。在文明互鉴的大背景下，国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应该拓展研究对象，从传统的西方（西欧和北美）拓展到对中国以外的全球政治思想的研究。实际上，近年来很多西方学者也提出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全球化转向”问题。比如，邓恩就认为英国脱欧、2016年美国大选及2020年新冠疫情等事件赋予全球历史以“即时政治性”，政治思想史学家需更加关注研究工作的“全球背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未来应该加强对俄罗斯、印度、日本、阿拉伯国家、中东欧国家以及拉美国家政治思想的研究。此外，还应大胆尝试吸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资源与方法，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新的阐释。

　　总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深度融合，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这种融合需要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聚焦政治学核心理论问题，积极回应现实政治的挑战。通过开展主题导向的非连续性研究，拓展比较政治思想研究维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框架，不仅能为政治学理论创新提供历史纵深，更能为理解当代政治现象开辟新视角。中国学者应立足本土关怀，在吸收国际前沿成果的同时，推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从知识引介转向理论建构，为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独特贡献。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