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的突破，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构建战略引领、制度突破、生态协同的创新范式，将科技攻关深度嵌入国家发展全局，形成基础研究奠基、关键技术突围、产业生态重构的递进式发展路径。

　　在人工智能领域，应紧扣国家新一代智能技术战略布局，强化从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到场景应用的全链条闭环。通过搭建跨学科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算法、算力、数据三要素的系统性整合，既聚焦自主可控的智能芯片底层技术突破，又深化智慧医疗、智能网联等民生场景的赋能效应，形成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升级与应用需求反哺原始创新的共生机制。这种模式既服务于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布局，又通过场景化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

　　量子信息领域应以“非对称”战略破局，构建科研攻坚、产业培育、标准引领的体系。依托张江国家实验室等战略平台，实施“赛马制”并行攻关机制，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方向集中突破关键材料与核心器件瓶颈。同步推动量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培育设备研发企业，打造覆盖基础材料、核心设备、整机系统的产业生态。通过参与量子测量国际标准制定，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话语权，为国家量子科技战略实施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生命科学领域要把握生物技术革命机遇，建立原始创新、临床验证、产业转化的闭环生态。可强化生物医药国家实验室的策源功能，设立包容试错的长期支持机制，在基因编辑、细胞治疗等底层技术领域实现创新突破。同时，构建开放共享的临床研究平台，打通实验室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科研、医疗、产业协同模式既有助于提升解决重大疾病问题的科研效能，又可为全球健康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需在制度层面实现双重突破。一方面，推动学科体系重构，前瞻布局量子科技、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形成知识生产、人才培养、技术突破的一体化体系。另一方面，深化科技管理改革，赋予新型研发机构自主权，实现创新要素的跨域流动。学科重构与制度松绑的协同发力，实质是打破传统体系路径依赖，重塑科技生产关系以解放知识生产力。

　　构建梯度培育、要素重构、生态赋能发展范式：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海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与创新型领军企业，要以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战略导向，构建梯度培育、要素重构、生态赋能一体化的发展范式，通过制度创新激活企业创新基因，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跃升的质变。

　　在梯度培育层面，建立分层递进与动态优化的成长通道。针对小微企业，强化创新潜力评估与政策精准滴灌，通过一定的激励奖励机制加速企业规模化进程；针对专精特新企业，聚焦产业链卡位能力培育，依托“链长制”推动其嵌入龙头企业供应链；针对创新型领军企业，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建设，支持其主导国际标准制定与产业创新联盟。这种金字塔式培育体系既遵循企业生命周期规律，又确保创新资源向国家战略领域高效集聚。

　　在要素重构层面，突破传统供给模式，构建资本、人才、数据协同赋能的现代要素市场。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向硬科技领域，形成从天使投资到风险投资再到私募股权的全周期资本链；创新“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打破产学研身份壁垒；建立行业数据共享平台，推动企业共享研发数据与工艺知识，实现数字资产价值转化。这种要素配置的深度变革，实质是将生产要素从规模驱动转向价值驱动，为技术攻坚提供持续动能。

　　在生态建设层面，把握开放协同与区域联动的双重逻辑。对内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网络，通过“揭榜挂帅”机制促进龙头企业开放场景、中小企业攻坚技术，形成需求牵引与价值共享的共生体系；对外打造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可依托G60科创走廊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强链补链，构建上海策源、长三角转化、全国应用的价值链条。这种生态协同模式既强化了本地根植性，又通过区域分工提升了整体效能。

　　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承接国家重大工程任务，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形成非对称竞争优势；推动领军企业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规则的制定，通过技术标准输出提升国际话语权。这种培育路径既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又为全球产业链重构提供了中国方案，实质是以新质生产力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支点，最终将企业培育融入国家战略全局。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数据、技术、人才协同驱动新质生产力。上海要以国家战略为引领，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数据驱动—技术转化—人才聚合—资本赋能—制度创新”协同机制，通过系统性制度重构释放要素潜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建立全域流通、跨境协同、价值转化体系。深化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构建行业数据共享平台，推动医疗、交通等数据安全有序流通。依托浦东新区制度创新优势，率先完善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探索建立国际数据合作特区，实现境内外数据要素双向赋能。通过场景驱动机制，推动数据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深度融合，催生智能航运、精准医疗等新业态，使数据要素从资源沉淀转向价值裂变。

　　突破产权界定、交易流转和产业协同等壁垒。要健全技术要素市场化交易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快速确权、证券化流转和跨境保护的全链条制度，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激发科研人员内生动力。构建企业出题、院所攻关、市场验证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引导创新要素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战略领域集聚，形成“技术突破—标准制定—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构建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的螺旋上升机制。通过“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复合型培养模式，打造面向量子科技、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的人才储备库。完善国际人才引进和使用机制，建立跨境科研合作特区，吸引全球顶尖人才集聚。深化人才评价体系改革，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推动人才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等环节的精准配置。

　　要素改革要实现耐心资本、风险分担、价值发现的范式跃迁。优化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机制，重点培育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长期资本。创新科技金融产品，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的资本支持体系。通过基础设施REITs等工具盘活存量资产，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资本技术产业的增值闭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要实现国家意志与市场规律的动态平衡。通过将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战略科技力量深度融入要素市场，既保障关键领域自主可控，又通过市场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战略引领与市场驱动的双轮模式，不仅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澎湃动力，更在重构全球创新要素配置格局中彰显中国智慧，为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构筑战略支点。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