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四五月间，笔者为《历史地理研究》期刊撰文，需要查阅谭其骧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近代杭州之学风》一文原刊。当即在校园网“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里，查到并下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的原件（谭先生文章分两期刊出，出处是1947年复刊第149、150期，均为第6—8页）。文章后半部分一段重要的话是：“实事求是精神不仅是五十年来的杭州学风，亦且为三百年来杭州的传统学风。何者？求是即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学术的趋向可变，求是精神不可变。”

　　葛剑雄学长所著《悠悠长水：谭其骧传》（分前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00年版），在传主肖像页后，所录谭先生同篇同段文字却稍有不同，这里录出“何者”以下文字（第三段文字出自1934年创刊的《禹贡半月刊》之《发刊词》，这里不录），以便于对照：“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

　　此处最明显的不同，是首句“求是即求真”，已改为“求是师求真”，再就是第3句中的“明”字被去掉，并以句号换下了逗号。第二段只有两句，头一句改“的”为“之”，后一句在“求是”后增一“之”字。总共有4处文字增改，1处为标点符号改动。对此我相当好奇，又不知其中的缘故，就在5月5日傍晚，发邮件给葛剑雄学长：曰传记所录，“与上段文字有4处不同、标点符号有1处不同，今请教是何缘故？”当时，我把《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原件电子版也发给他，便于学长对照识别。

　　5月7日晚11时过，剑雄学长给我回复了邮件，他写道：两处的确有不同，具体原因我已记得不很确切。当初为谭师编《长水集》，曾将此文编入，但最后谭师未同意收录。但后来有人请谭师题词，就选了这一段。是否谭师抄录时稍有改动，而我后来即据此录入，有此印象，但不敢肯定。

　　我很感谢学长的迅速回复，对于他的叙述文字，我是很倾向于“是否谭师抄录时稍有改动”这一推测的，因为有人求字后得到的题词，仍出自谭先生之手，而改动处之细致及其精妙含义，断非他人所为。最近几年，我一直在体会“求是即求真”改为“求是师求真”的道理在哪里，是什么原因使谭先生在提供题词之时，想到了抄录《近代杭州之学风》里的句子，甚至还做了几处改动。

　　《汉书·景十三王传》记：“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其事迹甚佳。颜师古注“实事求是”一词，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注“留其真”句，为“真，正也。留其正本”。由此可见，成语实事求是在我国问世甚早，“实事”为前提和基础，进一步地“求是”，方有可能产生积极结果。古来文人雅士多熟悉此理，至于各人做得如何，就要看在知行道路上的修为了。

　　1947年谭先生发表《近代杭州之学风》文章的背景，是为参加求实书院创建五十周年纪念及浙江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前面《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已发表了张其昀主任等人的文章，而谭先生这篇文章的撰写，是从江、浙、皖三省的大江南北、浙水（指古代浙江，今上游为新安江，中下游为富春江、钱塘江）东西一带，已成近三百年来中国学术的中心区域，开始论证杭州成为一代文化中枢的一样样事实。重要的学者（黄宗羲、钱谦益、吴梅村、阮元、龚自珍、顾炎武、章太炎等上百人）、重要的学说（理学、词章之学、汉学等），以及多个文章的切入点，均在文章中一一展开。可以说这篇文章的撰写，须下过一番功夫才能成文。文章指出了嘉道年间杭州龚自珍的学风特点，点明“定庵早岁即倡治学合一之论，其义实袭自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盖六经既为先王之政典，则治与学自不可分，治与学既不可分，则学者之终极目的，自不得仅以‘学’自足，必须发之以论政，施之于实用，始不负所学。然则定庵之学，固融合浙西常州之今文学与浙东之史学而阐发新义，自成一型者也”。最后归纳出革不忘因、新不蔑旧、不偏不倚、择善而从、兼具中西新旧之长五条，视为求是精神的表现，五十年来的杭州学风。在得出“求是即求真”的认知后，谭先生还写了“读者但需覆按上文，便可知作者之言不谬”的提示文字。

　　既然写出了“求是即求真”的句子，说明求是、求真二者，在作者这里都被考虑到了。后面一句“要求是求真”，更表明作者的态度是，二者皆我所需，缺一不可。在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作者最后采用一个“即”字加以连缀，表示这是当时作者已有的认识。当时浙江大学追求和提倡的求是精神，已有较高的认可度，所以文章的落脚点亦在这里，作者表达了“学术的趋向可变，求是精神不可变”这样鲜明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谭先生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就是历时三十余年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历经前面的内部发行本及检错过程，至1982年10月，图集1—7册终于正式出版（据版权页）。到1985年，第8册还没有出版，直到1986年8月上旬，才就中国台湾、南海历史状况的画法取得一致意见。多年后，参与过绘图工作的陈得芝教授曾回忆说，谭先生在主持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中，始终坚持求真求实，既肯定成绩，也勇于坦率揭示不足之处，指出这是“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我想，这种态度是永远值得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学习和发扬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句话，是谭其骧先生喜欢讲的，也是感到可以受用的。以“求是师求真”取代“求是即求真”之语，虽然仅为一字之改，却重比泰山，这反映了谭先生认识的提高，体现了历史学认知的独到之处，即通过深入实际，尤其是通过考据学从文献记载中所获得的真实，乃是“求是”（即求对不对、求正确）认识的源头，因此是最为紧要的一语。

　　“求是师求真”中“师”字的采用，甚为精巧高明。明初，秦王府御医王履（江苏昆山人）有机会登上西岳华山，虽年已五十，却以“老夫敢向危中过，不是真仙也近仙”的气概登顶成功。王履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画师，他返回西安后努力完成华山图四十幅，及诗文一束，画法独特。有人问及此画受到何人影响，王履表态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意即心—目—华山是一条书绘之途，自然实体是华山，眼睛为收视工具，创作思想则在心房。

　　求真固然是学人心目中的追求，在治学中一旦追求下去，确是一条崎岖难行之路。唯其身影飘忽，行踪不定，追逐者常有难得之慨。谭先生自从1978年招收研究生之后，曾为受业弟子写过“治学为求真，别无他求。得真必有用，违真终无用”等赠言，还为颇有学术追求热情的青年学者写下了“治史者之责，端在考究史实，如实记述”这样的题词。《长水集》上册所载谭先生撰写于民国时的论文，以沿革地理考据学思维，于史籍中所做查找、考订和尊重真实可靠的事实，舍此而别无他法。下册等书籍则以唯物史观、地理学思维建立起来的过去地理复原的路径和方法，对于专题研究的充分阐释，佳作实多，堪为众多研习者的示范文本。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