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史诗是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地域性变体，流传于内蒙古东部及周边地区，是北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它以“科尔沁潮尔史诗”之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广泛关注。作为一种口头叙事传统，科尔沁史诗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并随历史进程不断演变。近年来，数字化手段为科尔沁史诗的记录、整理和传承提供了新路径。

　　科尔沁史诗的演述传统

　　科尔沁史诗的传承历程跨越数个世纪，从萨满仪式到佛教叙事，再到胡仁·乌力格尔的冲击，史诗传统始终在流动中延续。然而，现代社会中演述场域的式微、功能的弱化以及艺人断层的加剧，使其存续面临严峻挑战。

　　早期，科尔沁史诗与萨满教的宗教仪式紧密相关，演述常伴随潮尔的低沉伴奏，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和神圣色彩。17世纪藏传佛教传入后，科尔沁史诗在内容、结构和价值观层面发生深刻变化。“嘎拉巴”宇宙观的引入，使科尔沁史诗的叙事视角由个体英雄成长拓展至宇宙秩序的构建，赋予故事更宏大的时空框架。科尔沁史诗“十八部嘎拉巴故事”通过英雄降世、降魔卫道的历程，展现了神灵下凡与秩序重建的完整过程。

　　19世纪至20世纪初，民族文化的交流催生了以汉族历史演义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胡仁·乌力格尔。这种新型说唱艺术因节奏紧凑、情节戏剧化，更适应定居生活带来的审美趣味转变，逐渐取代传统史诗的演述空间。村落化和半农半牧生产方式的形成，使史诗的演述空间逐渐被压缩。史诗艺人逐渐边缘化，科尔沁史诗的口头传承体系也受到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文化保护政策的实施为蒙古族传统音乐注入了新活力。潮尔作为科尔沁史诗的传统伴奏乐器，借助内蒙古文工团的平台，由艺人色拉西引入专业舞台，获得新的发展空间。然而，色拉西之后的40年间，潮尔传承陷入停滞。这一困境既与史诗演述场域的萎缩相关，也源于潮尔自身的局限性：音域较窄、演奏技巧单一，难以适应现代音乐的发展需求。随着科尔沁史诗演述机会减少，潮尔的文化功能弱化，逐渐被其他乐器取代，在当代表演体系中的地位面临严峻挑战。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尔沁史诗赖以存在的语境已然发生变化，科尔沁史诗的传承正在经历新的调整。近年来，数字化技术为其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路径，成为应对当代社会需求的重要手段。

　　科尔沁史诗的数字化保护

　　面对口头传承的现实困境，学术界着力探索科尔沁史诗的数字化传承路径。通过系统采录史诗文本和影像，构建数字化学习平台，推动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项目，下设“蒙古英雄史诗大系数字化建档”子项目，由民族文学研究所牵头完成四卷本《蒙古英雄史诗大系》的整理编纂，系统推进了蒙古族史诗的数字化保护工作。

　　在此基础上，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研究团队对科尔沁史诗“十八部嘎拉巴故事”进行了系统的采录工作，对这一系列史诗展开了全面记录和整理。该采录工作历时三年，累计记录1232小时的音视频资料，并进行了系统的数字化归档。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科尔沁史诗文本的抢救性保存，更为其学术研究和传承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史诗文本的誊写已基本完成，研究团队在学术审校的基础上正推进注释和出版工作。这是“十八部嘎拉巴故事”首次以完整的形式被系统记录并进入出版体系，标志着科尔沁史诗基础资料建设的一项重要突破。

　　在史诗传承模式的探索中，内蒙古师范大学于2015年建立了科尔沁史诗传承驿站，整合传统演述资料与现代技术手段，将史诗习得方式从单一师徒制拓展为开放体系。学习者可通过平台调取布仁初古拉、扎拉森等艺人的音视频资料，分析唱腔、叙事内容及节奏，掌握核心技艺并逐步形成个人风格。在这一体系下，海青少布、白其山等年轻艺人脱颖而出，他们不仅继承传统，还发展出个性化演述方式，并逐步培养即兴创编能力。如今，他们既是演述者，也是传承者，为史诗的当代延续注入了新活力。这一实践表明，数字化资源为史诗传承提供了更具延展性的路径，使演述的创造性得以延续。

　　抢救性采录与系统性整理为科尔沁史诗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而数字化平台的构建则为艺人提供了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学习路径，推动了演述技艺的传承与创新。这一实践不仅为蒙古族口头传统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也为全球口头文学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借鉴。

　　数字化拓展科尔沁史诗传承模式

　　数字化虽能确保史诗资料的留存，却难以完全还原演述实践的动态特征。未来需在保护实践中优化传承模式，使史诗不仅作为文化遗产被保存下来，更能在现代社会中延续其口头传统的生命力。

　　首先，数字化记录虽能保存史诗内容，却可能削弱其口头特性。史诗演述是一种基于现场互动的表演艺术，艺人根据听众反馈即兴调整叙事，使史诗始终处于动态流变中。瓦尔特·翁指出，口头文化被记录为书面形式后，其活力与互动性可能被减弱。因此，未来保护工作不仅需聚焦存档，更应探索如何利用数字资源促进演述再现。通过新媒体技术构建虚拟演述场域，或建立线上线下结合的互动平台，学习者不仅能接受知识，更能成为演述的实践者。

　　其次，科尔沁史诗的传承模式在数字化的推动下有所拓展，但演述实践的重建仍面临挑战。数字平台使年轻艺人通过音视频资料学习前辈风格，并结合个人特点训练，弥补了传统师徒制的困境。然而，史诗演述不仅依赖技艺传授，更需特定文化场域和社会互动。传统演述通过仪式、宴席、庆典等场合与听众互动，激发艺人即兴创作，而数字化学习因缺乏真实场景，艺人的学习可能仅仅停留在文本复述层面。未来，保护实践需结合线下活动，如社区展演或跨民族交流，使艺人在真实场景中与听众互动，充分发展即兴创编能力。

　　此外，数字化手段为科尔沁史诗的传播提供了新路径。目前，科尔沁史诗传播主要依赖学术研究和文化项目，而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影响有限。相比之下，《格萨尔王传》通过影视改编、音乐创作及网络传播，成功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关注，其相关动画作品和音乐剧等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成为史诗文化传播的典范。科尔沁史诗可借鉴这些经验，结合现代媒介，贴近年轻受众的接受习惯，同时尝试与戏剧、动漫等艺术形式融合，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传播史诗故事和精神。

　　科尔沁史诗的数字化保护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未来发展应探索将数字资源融入活态传承，构建完整的演述生态，并借助新媒体提升影响力。VR、AR等技术可重构文化场域，增强沉浸感与互动性，为艺人提供实践空间，提升即兴创编能力。通过数字化与活态传承协同推进，科尔沁史诗将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文化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