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明清两代出现的诸多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可谓这一高峰中的精粹。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不仅在中国广为流行，也盛行于日本江户后期文坛，并以文法技巧和经世精神方面影响彼邦文士的汉文书写，彰显中国古文经典的域外传播形态及其价值意蕴。

　　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东传与衍化

　　在江户后期，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深受时人喜爱。清朝驻日使臣黎庶昌（1837—1898）云“明茅鹿门（茅坤，号鹿门）选唐宋八大家，我朝儒者服为定论。乾隆中，沈文悫公（沈德潜，谥号文悫）又录其尤若干首，为别本评点以行。由是韩柳欧曾苏王文章，衣被海内外，同文如日本，亦几于家有其书”（《纂评精注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序》），可见其流播之广。其实，除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这两部通行本之外，此期尚有诸多明清文人编选的八大家选本。比如，钟惺《唐宋八大家选》、归有光《唐宋八大家文选》、孙慎行《孙宗伯精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蔡方炳《蔡息关先生八大家集选》、卢元昌《唐宋八大家集选》、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读本》、汪份《唐宋八大家文分体读本》、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高塘《批点唐宋八大家钞》等。据笔者调查，上述中国原刊本仍保存在日本各藏书机构，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些书籍主要通过长崎港口输入日本，展现早期唐宋八大家选本的东传途径与文献形态，在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江户后期日本学人在接受从中国传入的唐宋八大家选本之际，还进一步通过翻刻、续编、评注、纂评、释论等方式产生具有本土特色的唐宋八大家散文衍生文献。比如，石川安贞《唐宋八大家文楷》、斋藤銮江《唐宋八大家文法》、柴野碧海《唐宋八大家文翼》、石野樵水《唐宋八大家集注释论》、村濑诲辅《续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川西潜《唐宋八大家文格》、片山勤《唐宋八大家文格纂评》、野本耕《唐宋八大家文读本考异》、赖山阳《增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等。概言之，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作为一类畅销书，以多种形态流传于日本江户后期文坛，彰显唐宋古文经典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以唐宋八大家文法为学习门径

　　日本江户后期儒者安积信（1791—1860）为《唐宋八大家文格》作序，回顾日本汉文章史指出：日本汉文章缘起于遣唐使臣，早期汉文多泥于骈俪之习，至江户而古文始振。然而江户中期的荻生徂徕（1666—1728）效法明朝李攀龙、王世贞“文必秦汉”之说，“贻误后学不尠”，随后“诸老先生始悟其非，专刻意于唐宋八家……于是文章之道大开”。由此可见，江户时代汉文书写经历了从学习“秦汉”转向效法“唐宋”的历史进程。

　　对于学习中国“古文辞”者而言，最直接有利的方式莫过于选择合适的范本。无疑，促使江户文人从“秦汉”转向“唐宋”的重要原因是唐宋之文“有法可依”。正如江户后期汉学家赖山阳（1780—1832）《村濑士锦问目条对》所言：“譬之冶，秦汉文，金在矿者也；八家，范之者也。学范之者，易成形也。”秦汉之文如矿中之金，自不乏其艺术价值，然却过于古奥；唐宋之文平正典雅，更适合当作规模学习的范式。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江户后期文人对于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推崇，是自觉反思明代以来拟古派与唐宋派的必然选择。斋藤正谦（1797—1865）《拙堂文话》是一部系统探讨中国古文理论的著作，此书从文章学层面对“秦汉之文”与“唐宋之文”加以对比：“向者李（攀龙）、王（世贞）家言之行，人人蔑视唐宋以下，必曰秦汉、秦汉。观其所自作，则篇章无法，义脉不贯。盖其时世隔远，学此者徒得其影响，而不能得其神髓，是以愦愦如此，未若学唐宋之善也。”斋藤正谦从“篇章无法，义脉不贯”的视点，反思批判明代拟古派李攀龙、王世贞“文必秦汉”的流弊，而倡导“唐宋之善”。唐宋散文之善者无疑在其章法可循、义脉贯通。又如川西潜（1801—1842）《唐宋八大家文格》自序云：“读荆川唐氏集，曰：‘秦汉之文，法密而难窥；唐宋之文，法严而不可犯。’”这一说法出自明代唐宋派的核心人物唐顺之（号荆川），他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提到：“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正是对“以有法为法”的认同，川西潜《唐宋八大家文格》选录唐顺之《文编》中的唐宋八大家之文，而舍弃《文编》中的先秦两汉之文。川西潜标举的“文格”，亦是援用唐顺之的说法，是对散文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用典引事等一系列艺术技法的总结说明，目的在为学习中国古文者指示门径，以窥其妙。

　　对唐宋八大家经世之文的重视

　　在江户后期的日本文人看来，唐宋八大家不仅是散文章法的典范，亦是经世济世的楷模。赖山阳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他在《增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中云：“余喜读经世之文，如三苏论策，读万反不厌。虽性所爱，不敢勉之他人。然少年才子，亦宜勉读，长其才气。”除了表达对唐宋八大家经世之文的喜爱之外，赖山阳还积极劝勉“本邦”文人通过学习此类文章，而发挥经世之用。在《续八大家文读本》序言中，赖山阳开篇明确反对丰臣秀吉（1537—1598）“汉文无用”之说，从“用”的角度强调唐宋八大家作为汉文之最善者：“要以其辨是非，别利害，言之简明，传之不谬者，汉文之用，宁可废哉？夫文莫善于汉，汉人善用之，而八家其最善者也。……文有此法，而期于辨是非，别利害而已。拘乎其法而失其所以为法……以警读者。”赖山阳希望“本国”读者能够通过学习唐宋八大家之文，从“法”走向“用”，以发挥“资于彼，用于我”的经世之义。

　　唐宋八大家散文中有诸多关注时事、关怀民生之作，彰显出浓厚的现实关怀。这些作品通过各类选本流传于江户后期文坛，引发彼邦知识群体对文章现实意义的思考。如江户末期儒者林鹤梁（1806—1878）从《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中，读到柳宗元激励韩愈著史的书信《与韩愈论史官书》，即模仿柳宗元的做法，写下汉语书简《与会泽恒藏书》，给当时致力于藩政改革的会泽正志斋（1781—1863），希望其早日完成《大日本史》著述。林鹤梁是江户后期的汉文写作能手，提倡“学古文者，学其神气。不学其言语，斯为善学者”。所谓“神气”者，即指古文言之有物、使人“感奋兴起”的艺术效果。林鹤梁的观点，正反映出江户末期文人在规模文法之外，进一步从内在精神深化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的理论探索。

　　在日本江户后期，伴随着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广泛流传及其文章技法、内在精神的深入影响，催生出诸多汉文写作名家。石川鸿斋（1833—1918）《文法详论》总结：“古文一脉，自顺庵、鸠巢传至于宽政三博士，挽回伊洛之道，又据八大家之文。……至近世一斋、山阳、拙堂、丰山、宕阴、息轩诸子辈出，于是文章之学愈精，章句之法愈密。文运之盛，莫若是时矣。其他如艮斋、小竹、方谷、节斋、弘庵、鹤梁之徒，学欧法苏，各树旗帜，提笔鼓舞、以睥睨一世。”江户后期汉文书写的繁盛局面最终凝定出《日本八大家文读本》——这是效仿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的日本“本土”汉文经典作品选。具有范式意义的“日本八大家”的诞生，意味着日本汉语散文书写的成熟。这一文化现象与江户后期日人对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广泛传播、深入吸收、积极效法密切关联，同时也从侧面揭示出，在日本近代新旧交替之际，以唐宋八大家为典范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