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科领域，哲学历来发挥着重要的方向引领和指导作用。新时代背景下，哲学研究应当如何更好地呼应时代社会需求，实现持续发展创新？本文以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医学哲学（philosophy of medicine）为例，探讨新时代背景下哲学研究如何立足中国实践，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哲学力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学科在西方大学与学术建制内呈萎缩之势。人文学科在现代社会如何开掘自身的意义与价值，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对中国的哲学研究者而言，哲学研究如何与中国本土相关联，更是亟待思考的问题。在此，我们先区分一般学院哲学的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面向历史，以历史上出现的哲学理论或思想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即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第二个维度是面向文献，即以文献为对象。这里说的文献，主要指哲学家的原创著述，也包括翻译注释等。第三个维度是面向（哲学家）个体，主要关注特定哲学家的生平著作。第四个维度是面向问题，即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哲学分析与探讨。四个维度互为裨益。其中，第二个维度和第三个维度在实际上都可视为第一个维度的变体，前三个维度在理想情况下又与第四个维度互相支撑。史学、史识、史德都不能脱离哲学问题意识，对哲学问题的讨论也往往要求研究者熟悉文献和作者。

　　以上四个维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倾向于在哲学与具体复杂的现实语境之间保持距离，其后果是哲学研究的文本化倾向：哲学研究要么倒向哲学史研究，要么缩减为概念游戏。本文提出，在以上四个维度外，可以加上第五个维度——“面向真实世界做哲学”。

　　面向真实世界做哲学，意味着不满足于“扶手椅哲学”，不是把哲学研究窄化为一种理论事业，而是要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走出书斋，走进鲜活的社会实践寻求哲学研究的动力、灵感和意义变现。从取向上看，面向真实世界“做哲学”，可视为当代世界“参与式人文”（engaged humanities）思潮的体现和发展。“参与式人文”主张人文学者应与现实世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发展对世界的批判性思考。从历史渊源上看，参与式人文的理念可追溯至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哲学传统。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文主义者的一个话题，就是沉思冥想的生活与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公民生活，哪一种更好。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学术界关于如何加强人文学术及人文教育与社区、社会关联的讨论探索日益增多；21世纪以来，这一趋势也扩散影响到欧洲。在中国儒家思想中，也有强调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强烈使命感与现实关切。

　　由此，我们介绍医学人文和医学哲学的概念。医学人文（medical humanities）与医学科学相对，指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思想资源和研究方法理解医疗卫生实践，分析处理医疗卫生议题。医学既是科学，又是“人学”，这是医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生誓言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中国儒家伦理讲“医者仁心”，讲的都是不能忽略疾病背后的“人”，好的医学必须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医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医学人文建设的一个突出难点是落地，我们称之为“医学人文的世界名著困境”。对广大一线医务工作者来说，医学人文往往像世界名著，人人都听说过，但没有多少人真正见过。医学人文当然要“讲”，要宣传，但比“讲”更加重要的是“做”，即如何真正有效地服务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与当代中国的临床实践有机融合。这是我国医学人文的研究者、教育者需要认真思考解决的一个问题。

　　与哲学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地位相应，医学人文的核心是医学哲学。具体来讲，与医学的双重属性相应，医学哲学关注的不仅包括医学中的科学技术因素，更重要的是医疗场域中活生生的人。它有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从学科特点看，医学哲学有很强的可扩展性和激活效应，这是由它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特点决定的。健康与疾病同每个人有关，对健康与疾病的哲学探讨，以对人类生命生存境况的关切为原动力和出发点，在本质上直指人文学科的终极关怀。而一切关于“人”的研究，就概念框架的解释性和理论凝练程度而言，最终以哲学这一最具理论性、抽象性的学科为旨归。就这一点而言，“跨界”或许本来就是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本质上不应是也不能是专门之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医学哲学，既是跨界的，也是主流的。学科交叉与学科融合的力量正在于此。

　　第二，从研究路线方法看，医学哲学研究既要“上天”，也要“入地”。对健康与疾病议题的哲学考察，同样带有很强的理论关切，既要面向历史、面向文献、面向个体，更要面向问题，积极吸收借鉴前人的思想研究成果。医疗卫生与健康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现实议题。理解这样的复杂议题，不能摆出高高在上、置身事外的架子，不能想当然，不能闭门造车，不能把头埋进故纸堆，一味向古人找救星、讨药方，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向真实世界找问题、找思路、找答案。笔者在临床一线从事学习研究工作时的一个难忘收获就是，那些在医疗卫生机构里、在临床一线直面真实生老病死的经验，或许正是理论工作者最需要然而也最容易缺少的“现实感”和“地气”。

　　第三，从研究取向看，关于健康与疾病议题的哲学考察，既要关注现在，更要着眼于未来。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哲学研究不是在文字上做功夫，也不是抽象概念和冗长术语的堆积，而是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学院哲学的一个弊病，就在于过度重视文本演绎，即讨论问题的时候总是从经典著作怎么说、古人怎么讲出发，把大量心思花在论证人们“应该”怎样做上，很少或完全不顾及他们“可能”怎样做，更不愿走出舒适区，去了解人们正在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的哲学理论研究往往只看见抽象的逻辑概念，却看不见活生生的“人”，其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生命力是不长久的。正如无土栽培的温室里可以培育出精致娇柔的花朵，但参天大树一定要经风霜、承雨露，要在大地上扎根。

　　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关于“人”的众多议题，根据涉及的范围，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个体层面，即临床医学及护理；第二个层面是社群与社会层面，即公共卫生；第三个层面是人类文明层面，即新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健康。三个层面都是医学哲学的关注范围，很多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紧迫性的医疗卫生健康议题亟待讨论和挖掘。从扶手椅上站起来，面向真实世界做哲学，是新时代背景下哲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医学与哲学的交叉融合不仅催生了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也为哲学重新与真实世界相连接提供了一种跨学科方案。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