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永杰 孙美娟

　　经济大省是稳住全国经济基本盘的“压舱石”与“顶梁柱”，是观察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指南针”与“风向标”。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大省应如何更好发挥自身优势，稳住中国经济大局，撑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带着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尹志超。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简要介绍我国经济大省在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尹志超：经济大省在当前经济发展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和“发动机”。这些省份以GDP总量庞大、产业体系完备、外向度高和区域辐射力强为核心特征。

　　经济大省普遍拥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基础和国际化的产业结构。更重要的是，经济大省在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处于枢纽地位，是推动全国产业协同升级的核心节点。

　　总体而言，经济大省不仅在总量规模上引领全国，更在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和区域协同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已成为我国经济稳定运行和转型升级的战略支柱。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挑战？

　　尹志超：一是外部冲击持续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波及范围不断扩大，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直接冲击广东、江苏等外向型经济大省的核心产业链。同时，国际供应链加速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转移，浙江、江苏等地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流压力。技术封锁持续升级，在研发周期、核心技术与高端人才供给等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

　　二是内需不足与结构失衡问题依然突出。消费复苏动能偏弱，2024年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仅为0.8%，家电、汽车等耐用品需求偏低，进而影响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与地方债务风险相互传导，山东、江苏等地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销售面积下降，财政收入承压明显，进一步限制了地方扩张性财政空间。

　　三是绿色转型与新兴产业竞争压力不断上升。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即将实施，预计将使山东等地高碳行业钢铁出口成本上升至180欧元/吨。广东新能源汽车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达30%—40%，但在电池回收利用、碳足迹合规等方面仍存在短板。江苏光伏、浙江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企业也面临日益严峻的外部压力，受限于反补贴调查、专利诉讼等贸易壁垒，市场份额下降、合规成本上升，国际竞争空间遭到挤压。

　　四是区域协同与内部发展不平衡制约持续显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仍存在协同瓶颈，安徽在产业配套、科技协作与要素协同方面仍显不足，物流成本较高成为发展掣肘。广东非珠三角地区人均GDP仅为珠三角核心区域的三分之一，城乡发展差距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制约整体发展质量提升。

　　释放经济大省战略潜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您认为中央和地方应如何协同发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大省的潜力？

　　尹志超：在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下，进一步释放经济大省的增长潜力，亟须中央与地方协同发力，构建“战略引领—政策协同—机制闭环”的系统性支持体系。

　　中央层面应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首先，优化区域战略布局，统筹推进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协同发展，依托“万亿级城市群”集群优势，推动跨区域产业链整合与要素高效流动。其次，加快制度型开放进程，推进土地、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对标高标准国际协定，提升制度型竞争力，进一步优化广东、江苏等外向型大省的营商环境。再次，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预算内投资等政策工具，精准支持“两重”与“两新”建设，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高端制造领域。最后，构建跨省产业联动机制。例如，京津冀共建汽车产业链，粤港澳强化要素流通，增强区域发展韧性。

　　地方层面应聚焦产业升级与内需潜力挖掘。经济大省要加快关键产业链的垂直整合，推动从中低端制造向技术密集型环节延伸。同时，通过精准化的消费政策释放内需潜力，有效带动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增速回升。在投资方面，应聚焦绿色发展与高端制造，提升“两新”项目在整体投资中的比重。

　　中央与地方还需共同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可设立城市群联合管委会，统筹跨区域产业规划、环保标准与物流网络，打破行政壁垒；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探索数据跨境流动试点，在长三角推行质检互认制度，有效降低企业合规和流通成本。针对经济大省普遍面临的债务风险与外贸壁垒，应建立中央—地方联合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运用债务置换、出口退税等手段对冲外部冲击。

　　提升产业竞争力与治理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双碳”目标、数字化转型等新趋势下，经济大省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挑大梁”的双重任务？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尹志超：在“双碳”目标和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大省既要引领高质量发展，又要承担稳增长的“挑大梁”任务，需在绿色转型、数字赋能和区域协同三方面协同发力、统筹推进。

　　一是以“双碳”目标为牵引，推动能源结构优化与产业绿色升级。经济大省应加快推动能源体系低碳化，提升绿色电力的生产能力与跨区域消纳水平。例如，广东加快绿色能源布局，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探索建立跨区域绿电交易机制。山东、江苏等工业大省要加快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的绿色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碳市场机制的倒逼作用。同时，加快电池回收、资源循环等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打造绿色全产业链生态。

　　二是以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经济大省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布局算力中心和数据枢纽，支持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工业软件等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落地。在应用层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场景创新。

　　三是强化区域协同发展与制度创新。经济大省应推动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协作，提升产业配套效率与要素共享能力。同时，应完善政策支持工具箱，围绕“两新”“两重”精准发力，加大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对绿色基础设施和技术升级的支持力度。针对地方债务和外贸壁垒等风险，应建立中央—地方联合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高宏观风险应对能力。

　　综上所述，经济大省应以“双碳”为战略方向、以数字化为转型动力、以区域协作为关键抓手，系统提升产业竞争力与治理能力，确保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中挑起“经济大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