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民营企业要“为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多作贡献”。2025年初，以宇树科技、深度求索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成功“出圈”，证明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正在深度参与甚至改写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竞争格局，也说明了民营企业完全有能力承担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使命。那么，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为何能实现集群式突破？按照创新经济学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要实现从0到1的数字技术突破，不是某一要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创新驱动创业生态系统整体发力的结果。创新驱动创业是指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触发下，通过多要素迭代互动，实现多主体共同开发机会、创造价值的过程。构建以民营科技企业为主导、以创新核心要素—创新主体要素—创新能力要素—创新资本要素为基本骨架的创新驱动创业生态系统，无疑将为人工智能产业的集群式突破提供优质土壤。

　　第一，科技型企业家是“创造性破坏”的灵魂。企业家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作为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载体，通过“创造性破坏”打破传统技术经济范式。熊彼特创新理论揭示，企业家的内生动力在于通过引入新生产要素组合实现市场非均衡状态下的超额利润，因此，科技型企业要具有强大的冒险精神、独到的机会识别能力。这种特质在数字经济时代被进一步放大，因为数字科技迭代速度更快、失败风险更高、市场竞争更激烈。以虞仁荣、梁文锋、王兴兴等为代表的科技型企业家，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科技投入，探索前沿技术学习，不计成本引进一大批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的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典范。那么，为什么要强调“科技型”？因为前沿技术突破往往属于科学驱动型创业，科技型企业家不仅需要丰富的商业知识，更需要厚实的科学精神、基础性和原理性知识学习能力，以科学的第一性原理来组织创新驱动创业活动，这显然与传统企业家有本质不同。为什么要强调“民营”？因为科技型民营企业家的创新使命和创新动力是最鲜明的，他们是以自己的财富和未来去“赌”创新的，有“要么成功、要么死亡”的决心。杭州“六小龙”的出圈，表明兼具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民营科技型企业家群体正在形成。

　　第二，民营科技力量是实现产业技术集群式突破的协同引擎。从全球范围看，要实现从0到1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希望在民营企业。众所周知，国有企业通常是不会涉足高风险科技产业的，即使大型国有企业有资金、人才资源优势，按照现有体制，也不太可能去投资95%以上失败率的颠覆性技术。因此，当高风险投资项目提交国企甚至大企业董事会时，往往是很难通过的。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区域，民间创新要素配置力强，企业对高风险技术投资有体制机制优势，因为高风险科技创新几乎全依赖私有资本。而浙江杭州恰恰具有独特优势，比如，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5以上；个人财富500强中，浙江长期稳居全国第一，几乎占了1/4。我们在与云深处、宇树科技、游戏科学等企业的高管交流时，他们明确提到，之所以选择落户杭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杭州民营经济强大，市场环境相对宽松。一个有趣的事实从侧面证明这一点，那就是杭州“六小龙”出圈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深度求索、游戏科学等企业的存在，这正好为他们的潜心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

　　第三，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是前沿科技创新创业的关键力量。创新驱动创业青年才俊的集聚，为前沿技术创新和科技创业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源。杭州“六小龙”的研发主力军几乎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如，深度求索的研发团队中，硕士博士占绝大多数，成员基本来自全球顶尖高校。回顾这些年青年人才在杭州的汇聚，得益于杭州的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得益于阿里巴巴等企业的存在，吸引了全球优秀人才到杭州创新创业，使得杭州优秀人才流入规模长期居于全国前列。加上浙江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大批敢于创新、甘冒风险的青年才俊，为杭州创新创业提供了强大的青年科技人才支撑。杭州“六小龙”等企业中，浙江大学毕业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浙江大学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过程中，输送出一大批具有基础研究素质、创新内生动力和创业精神的青年科技人才。同时，一批浙江大学教授也投身于科技型创业，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产品，实现商业价值，激发出生机勃勃的创新驱动创业实践。

　　第四，科技金融服务为科技创新企业高质量发展输送新鲜“血液”。通俗地说，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是“九死一生”的“赌博”，初创科技企业往往没有资源和能力去解决银行贷款，而是需要一轮又一轮的风险资本市场融资，因此，哪里能实现资金链与创新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哪里就有可能实现技术先行突破。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有活力的区域之一，民间金融实力强悍，还形成了由46家上市公司组成的科创板“浙江军团”。因此，依托人工智能、智能物联等万亿规模的“链主企业+创新平台”产业创新生态，杭州集聚了我国最强的民间科技金融力量。加上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形成“1:7”的撬动效应，为科创企业成长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输血”保障。

　　第五，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是集群式技术突破的硬件保障。浙江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中所形成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体系处于全国前列，具有国际影响力。尤其是阿里巴巴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平台企业，为杭州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全方位赋能。杭州“六小龙”所在的杭州未来科技城、滨江高新区等创新街区，都离不开阿里巴巴的数字基础设施平台赋能。比如，阿里巴巴构建的“云智能+全球化”双轮驱动体系，其云计算基础设施覆盖全球30个地区，支撑日均超万亿次AI调用。再如，群核科技构建的云端协同设计平台服务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创建的可交互三维数据库的模型突破3.2亿个，不仅重构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更形成了空间智能时代的中国标准；游戏科学基于自主研发引擎技术突破国际3A游戏封锁线，《黑神话：悟空》成为国产游戏工业里程碑，开创文化符号与硬核科技深度融合的新范式。正是杭州领先的数字创新基础设施赋能大量中小科技企业实现从工具革新的初级阶段向范式重构的深水区转型，并正向未来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发展。

　　第六，开放包容的一流营商环境是集群式技术突破的软件保障。市场机制与创新生态的深度耦合，使得民营企业能够精准捕捉技术迭代窗口期，在“需求牵引创新、创新创造市场”的良性循环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制度政策角度看，杭州“六小龙”的破茧成蝶折射出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的智慧。浙江省各级政府在坚守法律和道德等原则基础上，适度放松管制、减少“过度”关爱，允许创业者在“无人区”自由探索，为创业者有针对性地提供赋能型创业服务。积极探索宽容失败的科技风险共担机制，设立千亿级创新母基金为企业提供长期资本支持。不断优化高效率政府服务模式，实施“数据得地”“云评审”等数字化改革，将行政审批效率提升60%，树立了“不叫不到”的边界意识、“随叫随到”的服务自觉和“服务周到”的机制创新，促进政务服务从“管理者”向“护航者”转型，推动创业者、在位企业、政府部门、科研院校、中介服务机构等多主体合力发展科技事业，让科技创业者从“孤军奋战”走向“抱团取暖”。

　　概括地说，要建立起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驱动创业生态系统，离不开民营科技企业，因为其具有投身创新的最强内生动力；离不开民营科技型企业家，因为民营科技型企业家是原始创新的灵魂；离不开民营科技金融，因为科技金融是创新发展的血液；离不开创新驱动创业的青年才俊，因为他们是颠覆式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要构筑起以上四方面的关键要素，离不开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一流营商环境和强大数字基础设施就像科技创新的阳光、空气和水，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创造优越条件。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校长、全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浙江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浙江财经大学宣传部长、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