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前母系社会的存在与否，是人类学、考古学界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从巴霍芬、摩尔根到恩格斯的理论构想，虽构建了母系社会的逻辑框架，却因缺乏直接考古证据而陷入研究低谷。6月4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的一项针对中国史前母系社会的重大研究成果，以山东广饶傅家遗址历年考古发掘为基础，确证了史前母系社会组织的存在。这项由中国学者主导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通过古基因组学、稳定同位素分析与聚落考古的深度融合，首次实证了4750年前母系氏族的存在，为理解人类早期社会组织提供了关键东方样本。

　　史前母系社会从理论构想走向科学实证

　　早在19世纪中叶，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母权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童年曾普遍存在一个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基于对印第安人母系氏族的发现，利用民族志等资料，通过等级亲属称谓制度的研究，构建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进化序列，从而将巴霍芬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而考古学家则通过聚落考古的方法，分析随葬品的性别指向、居住模式的痕迹、象征符号的分布等，推测史前母系社会的存在，并结合相关考古发现对母系社会的组织运作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指出母系氏族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我国的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了大量针对史前社会组织的复原和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元君庙墓地等。其中，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主持发掘的半坡遗址曾被视为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

　　不过，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张海所言，尽管主流学者提出仰韶文化为平等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为等级式父权社会等观点，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这些研究的热度很快消减。同样，西方人类学对史前母系社会的研究也一度遇冷，原因在于考古学上缺乏支持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现代民族学研究所揭示的母系社会组织多与特殊的生业经济模式及低水平人口生产相关，只是特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

　　与以往主要依据考古发现的雕像、女性用品和民族志、文献记载得出的假说不同，近年来古DNA技术的持续突破，使研究人员实现了对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的亲缘关系的重建，为推进史前社会组织形态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史前母系社会是真实存在还是理论推演？傅家遗址这处位于中国山东省境内鲁北山前与渤海湾南岸，距今约4750—45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使这一几乎停滞不前的研究得以大大推进。

　　傅家遗址经过1985年、1995年和2021年三次考古发掘。2015年，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董豫团队基于前两次考古发掘资料，利用第一代古DNA测序技术分析推测，傅家遗址有90%的概率是母系氏族。该项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人类生物学》（Human Biology）。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波、昝金国、李振光团队主导了傅家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并发现了北区墓地。针对南北两处墓葬群，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团队开展综合多学科数据分析与考古学交叉研究，为“傅家遗址是母系氏族社会”提供了确凿的实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宁超、张海团队与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BIOPIC）黄岩谊、庞玉宏团队联合主导了古DNA和考古学的交叉研究。研究显示，基于古DNA鸟枪法测序以及捕获富集技术，成功获取了来自北区墓地14个个体和南区墓地46个个体的全基因组数据，样本总量达到60例。

　　线粒体只从母亲遗传，而这些墓葬中的个体线粒体DNA序列高度一致，北区个体完全一致，南区个体中44例（占比95.65%）完全一致。这种单一化的母系遗传模式强烈暗示两个墓区人群分别源自不同的单一母系祖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系遗传呈高度异质性，研究人员推断傅家遗址两个墓地应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结构，而非家族模式。

　　傅家遗址体现母系氏族社会结构

　　傅家遗址体现了复杂的母系氏族社会结构。研究人员利用两个墓区基因组数据的关系对比，揭示了两个氏族组成的村落，为国际学界确立了一个典型的史前母系社会组织模式。张海表示，古DNA分析不仅揭示了母系社会结构，还重现了4750年前的社会运行图景。

　　一对跨墓地的二级亲缘关系个体的发现，为“随母系埋葬”习俗提供了直接遗传学证据。墓地内部及之间存在极为密集的四至六级亲缘网络，两个墓地长期通婚共存，表明母系埋葬制度至少维持了250年未曾改变。考古证据显示，南区墓葬超过35%的个体属于二次葬，证实了严格的母系埋葬规则。

　　青少年与成年男性均严格埋葬于本人出生时所在氏族墓地，这一葬制符合母系社会典型特征——与父系社会女性随夫而葬的习俗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墓地内个体埋葬位置与亲缘关系远近无显著相关性，表明墓葬布局主要由母系氏族归属决定，首次实证了4750年前母系氏族的存在。

　　傅家遗址进一步分析显示，该群体存在显著的遗传隔离特征。虽然个体携带纯合性片段（ROH）显示遗传瓶颈效应，但并未发现频繁的近亲婚配迹象，体现出群体间长期婚姻联系导致的遗传积累。南北两个母系社会可能有外来男性融入，但死后未葬入傅家墓地，印证了母系氏族外婚制。孙波介绍，与傅家遗址相邻的五村遗址也呈现出高度相似的墓葬分布模式和考古学文化特征。

　　这些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鲁北地区可能普遍存在母系社会结构，印证了恩格斯所描述的“母系血缘纽带与社会共同体并存”的社会图景。

　　黄河下游海岸带地区的母系社会模型

　　这项基于古基因组学、稳定同位素分析与考古学证据的突破性研究，不仅首次证实了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组织形态的存在，也以傅家遗址为案例丰富了学术界对母系社会生活图景的认识。

　　研究团队整合稳定同位素分析与考古学证据，系统探讨了傅家遗址大汶口文化人群的生业经济与空间活动模式。研究人员系统采集了以遗址为中心、半径超过50公里范围内的环境样本，并建立了区域性的锶稳定同位素基准值数据库。锶同位素（87Sr/86Sr）分析为傅家先民绘制了一幅“本地化”的生活图景：所有个体比值处于狭窄区间，与遗址所在地第四纪冲积平原的本地基准值完全吻合，显著区别于周边其他地质单元的同位素特征。这一数据分布模式明确指示，傅家社群成员长期稳定生活在遗址周边的冲积平原环境内。更精细的空间尺度分析发现，其活动范围以遗址为中心、半径仅约10公里，数值与本地淡水贝类及螺壳高度一致。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副研究员王学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支持傅家群体高度本地化的活动和较小的社会移动范围，与同时代中国其他新石器文化群体普遍存在的远距离外婚制形成鲜明对比。

　　基于碳氮稳定同位素的系统分析，研究人员还揭示了傅家遗址先民的饮食结构特征。这群扎根故土的粟作先民，同时“靠海吃海”以补充食物来源。研究人员对52例人骨样本进行检测，碳同位素比值分布明确指示C4类植物在饮食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结合植物考古证据与出土人骨、猪骨的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粟与黍构成傅家群体的主要农作物，同时也存在以粟黍为饲料喂养家猪的情况，这也是他们摄入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此外，傅家遗址的氮稳定同位素比值显著高于同期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研究人员推测，这种异常现象可能源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处于全新世中期海侵结束后的相对高海面时期，沿海环境具有盐渍土效应；海产品补充了先民的蛋白质来源，这一推论得到了邻近傅家遗址的五村遗址出土海洋贝类遗存材料的支持。

　　傅家遗址再现了平等而质朴的母系家园。占地约37公顷的傅家聚落呈现出明显滞后的社会复杂化程度。研究人员对傅家遗址物质文化特征的分析表明，随葬品量化分析的墓葬价值指数显示社会财富积累水平较低，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程度有限；陶器制作工艺相对粗糙，反映出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投入不足；墓葬随葬品组合中很少出现反映远距离贸易的高价值物品，表明其参与跨区域交流网络有限。昝金国表示，这种低分化、有限财富积累和简单手工业的社会形态，与现代人类学观察到的典型母系社会特征高度吻合。

　　傅家遗址为国际学界提供了首个基于系统古基因组数据完整复原的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模型。张海表示，这项研究成果为社会发展史理论建立了一个基点，后续学界可以基于此深化对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以及私有制、国家、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研究。孙波认为，傅家遗址为理解早期社会复杂化过程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进一步揭示了黄河流域下游的海岸带地区在父权制社会普遍确立之前，母系社会曾在此区域孕育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单元，构成了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