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是基本的社会治理单元，与广大居民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社区也成为基层减负的主战场。因此，基层减负的目标并不止于工作任务的简单削减，而是要让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都能够从应付上级的形式主义中抽身，确保将注意力倾注于掌握民生需求的最新动态，着力提升为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当前，基层减负业已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能和广泛的社会共识，为进一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并及时回应和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储备了充足的动能，亟待以公共服务可及性助推社会治理效能持续提高，有力夯实基层减负的成果。

　　势能生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工作，明确要求解决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存在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以及重留痕轻实绩等问题，切实减轻基层负担。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规定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建立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并将2019年确立为“基层减负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制定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202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为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遵循。

　　中央层面系统推进有关规章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推动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发挥表率示范作用，同时层层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基层减负的强大政治势能由此不断生成和积累。大体而言，基层组织长期陷入高负荷运行，主要是由于压力层层传导、基层权责失配以及公共需求陡增等原因。在治理任务伴随着考核指标自上而下逐级传递到基层组织的同时，城乡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出差异性和即时性基本状况，这些因素极大地增加了本就紧张的基层治理资源分配协调的难度，往往导致社区工作人员无所适从。

　　中央推行以整治形式主义为重点的基层减负行动，实际上就是要通过自上而下高位推动的方式促使任务分配合理化与考核指标科学化，确保基层组织能够将有限的治理资源更好地用于增强为民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动能蓄积

　　伴随着强大政治势能的释放，基层减负行动持续展开。至此，基层减负渐成为社会共识，社区工作人员获得了更多自主思考社区治理的空间、时间和精力，重塑着社区治理的行动主体、内驱动力以及深层逻辑，为社区治理的有效开展储备了充足的动能。

　　随着基层减负工作的深入推进，来自上级政府的文件、会议以及考核等都大幅减少，社区工作人员得以腾出更多的空间用于协调居民、物业、政府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等多元行动者合作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娱活动，整合治理资源。通过社区搭台与居民唱戏并行，充分激发居民主动进入社区治理场域的积极性，社区治理由“独角戏”转变为“大合唱”，多主体协同共创美好社区生活。居民的认同感得到培育，有助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通过持续推进减事项牌子证明、减创建示范活动以及减督查检查等行动，社区工作人员拥有了更多自主支配的时间。有了充足的工作时间，社区工作人员就能走访入户，从而便于全面掌握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进而能围绕多样化的需求有效满足安排行动策略。与此同时，也能够重点关注那些特殊的居民群体，比如“一老一小”，及时了解他们的特殊需求，尤其是一些突发的即时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实施回应行动。社区治理实践从上级指令和督查考核中解绑，转而以居民需求为驱动力量，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和归属感。

　　在减APP和微信工作群、减报表以及减节庆论坛展会等行动的推进过程中，极大地缓解了社区工作人员被上级和居民拖着前行的局面，因而能够集中注意力深度思考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比如，公共空间利用的优化、居家养老服务的引入以及集体经济的培育等，激活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持续发展的主动性，进而以前瞻性思维谋划社区治理持续有效的可行方案。通过推进社区发展成果共享增加居民福利，有利于显著增强居民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效能提升

　　归根结底，包括制定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在内的一系列基层减负举措，都属于行政组织体系内部的流程优化和运行规范。而这些社会效用，尤其是治理效能得以有效释放的关键，在于公共服务价值共创，即在公共服务供需适配的动态过程中，将基层减负的效果切实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当然，这势必要从公共服务需求感知、供给创新以及供需适配三个维度持续发力。

　　精准跟进公共服务需求动态。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进行频繁深入的互动活动，伴随着对社区居民结构、重点人群以及需求种类等基础信息的精细化掌握，这是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清晰画像的过程，实际上就织出了一个需求感知网络体系。首先，借助入户走访和“坝坝会”，广泛收集社区居民的需求信息。其次，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进行分类管理，分别归并到保障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满足高层次需求的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回应个性化需求的生活服务的需求清单之中。最后，按照紧急程度对需求进行排序，确保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得到优先回应，进而循序推进。

　　创新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立足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样态，建立公共服务合作供给体系。一是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全覆盖，务求增强生活困难群众的精准供给水平，落实政府的主要责任。二是扩大重点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容量，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或企业加强托育、养老、教育以及医疗等服务高质量供给，实现居民可以承受价格付费享有。比如，探索出政府牵头、社会参与、企业助力运营模式的社区食堂。三是推动高品质生活服务规范供给，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回应社区居民多样化需求。

　　数字赋能公共服务动态适配。将数字技术加载到社区治理，以数据的分布式协同流动明确各节点的行动任务，赋能居民需求表达和服务供给创新，保障公共服务供需高效适配。大力推广“四单”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催动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全员接单、居民评单的高效运行，力求主动响应、精准服务，以公共服务价值共创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以社区居民为中心，借助智能科技全力打造15分钟生活圈，全面提升居民公共服务可及性。由此，基层减负的效果随着居民公共服务供需的高效适配而得以进一步转化为社区治理的效能。

　　（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