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概念被大量译成汉语始于晚清和民国时期，“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个概念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汉语中“自然史”这一概念的出现，比“人类史”这一概念的出现更为曲折一些，从中可以折射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交流的必要性。

　　“博物学”的来龙去脉

　　截至目前，国内对natural history大致有“博物学”和“自然史”两种译法。其中，前一种是使用汉语传统用语“博物”来对译西方概念的结果。据吴国盛考证，中国近代的“博物”一词起初指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比如英国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1855年用汉语出版《博物新编》，详细介绍了西方现代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动物学，其书名中的“博物”实为“自然科学”的同义词，是为广义上的博物学概念。狭义的博物学专指自然史，日本学者最早将natural history译成“博物学”，1897年康有为出版的《日本书目志》收入了数种以此为题的著作，可视为近代中国接触这种译法的发端。清末民初，博物学作为汉语翻译西方学科概念的固定译法已经相当流行，以此为名的课程、杂志、学术团体纷纷涌现，俨然成为西学东渐过程中诞生的汉语新名词。

　　有鉴于此，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设立了“博物学”词条，其释义为：Natural history其说有广狭二义，广义为研究自然界各种事物之学，狭义为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之总称，普通皆用狭义。于是，“博物学”这一译法被长期沿用，郑易里和曹成修主编的《英华大词典》、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和后来流行更广的《新英汉词典》，均将natural history译成“博物学”。

　　那么，晚清时期的学者为何将natural history译成博物学而非自然史呢？这诚然与引进日本对博物学的翻译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当时汉语中“自然”的含义与今天不完全相同。尽管中国古代存在“自然”一词，但其中通常并无大自然或自然界的含义。中国古代“自然”的含义是“自己如此”，和“使然”相对，而与自然界无涉。直到19世纪，在华外国传教士编纂的词典，比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麦都思的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罗存德的《英华字典》，都没有将nature译为“自然”，而是使用“天地”“万物”“宇宙”等中国古代其他词汇对译。直至1908年，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才将nature译成“自然”，这种变化同样是受到日本翻译西方概念的影响所致。由于“大自然”“自然界”等概念在中国古代出现甚晚，将natural history译成“博物学”而非“自然史”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博物学”到“自然史”

　　然而，“博物学”这一译法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最明显的是natural history museum这一专有名词如何翻译。如果将其译为“博物学博物馆”，会显得用词过于重复且含义不明，不如直接译成“自然历史博物馆”或“自然史博物馆”。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将西方该领域的经典名著译成“自然史”，比如普林尼的《自然史》、布封的《自然史》等。吴国盛认为“博物学”这一译名存在两个固有缺陷：一是既看不到原文中的natural，也看不到原文中的history，未能体现natural history是与natural philosophy相对应的知识类型。二是“博物学”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的“博物”概念，误以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西方“博物学”这门学科，从而抹杀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为此，他主张仿照“自然哲学”这一译法，将natural history译成“自然志”。

　　如何看待“博物学”和“自然史”这一翻译之争？笔者认为，这需要尊重西方相关学科的历史沿革，不宜简单照搬我国古代的“博物”概念或者机械沿用晚清民国时期“博物学”这一译法。具体而言，natural history是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与natural philosophy和natural science有着密切联系，代表了西方对自然界研究不可或缺的发展阶段，即依次从“自然哲学”“自然史”到“自然科学”。如果将其中的natural history译成“博物学”，势必割裂三者之间的联系。

　　此外，“博物”一词也无法准确传达“natural”的含义。中国传统“博物”概念的含义是博闻多识，并无确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包罗万象，在中国古代学术分类中被归入杂家或小说家，与西方主要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natural history差别很大，不能混为一谈。“博物学”这一译法里的“博物”显然来自“博物志”这个文体，因其中多涵盖自然万物，故而将natural history译为“博物学”。但是，“博物”直到与“学”相结合而成为一个新词前，它并非仅仅指称自然界事物。鉴于中国古代“博物”一词在内涵上大大超过了自然界范畴，以“博物学”对译natural history是不准确的。因此，“自然史”这一译法是更好的选择。

　　“人类史”著作的翻译

　　汉语中的“人类史”这一概念大多译自英语的human history，类似表述还有history of humanity, history of humankind, history of man, history of mankind等，其中表示“人类”的词根为human和man，它们往往译为汉语的“人”或“人类”，而不单单是“人”。与英语不同，古代汉语中通常只有“人”而无“人类”这一概念，旨在强调人是万物之灵，而非强调其整体性。如《康熙字典》引《说文解字》将“人”释义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只字没有提到“人类”。19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传教士编辑的中英字典也仅有“人”条目而无“人类”条目。例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将汉字“人”对译为human being，man，未包括汉字的“人类”。

　　此外，在华外国传教士编纂的英华字典同样主要使用中国传统术语对译英文的相应词汇。例如，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将humankind译为“属人类”，将man译为“人”，将mankind译为“众生”“普天下人”。这说明，那时汉语中还没有“人类”这一概念。直到19世纪晚期，外语字典的汉语释文才出现了“人类”这一概念。例如，在1883年出版的《增订英华字典》中，human的汉语释义为“人的”，the human family为“人类”，human being为“人物”；man的汉语释义为“人”，mankind，the human race为“人类”。由于该词典是由日本学者增订的，汉语“人类”一词的出现很可能与日本对西方相关概念的翻译有关。

　　该译法的引进使得我国学术界开始将human history译成“人类史”。民国时期，中国已开始翻译出版西方人类史著作，比如沈性仁翻译的《人类的故事》（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宫廷璋编译的《人类与文化进步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刘莹编译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海春秋书店1932年版）、陶秉珍翻译的《人类史话》（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等。国外人类史著作的翻译出版，开启了我国学术界在西洋史之外对人类史乃至世界史的关注与研究，拓展了读者的眼界和认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