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老师是南开大学资深荣誉教授，长期从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曾经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并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重大奖项。高峰老师于2020年12月20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仍时常想起他，想起他和蔼的笑容和殷殷的嘱托。

　　高峰老师生于1933年9月18日，比我年长42岁，如师如父。我于1994年从天津市实验中学推免到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初识老师，是在新生和系里教师的见面会上，高老师发言时声音浑厚、非常特别，我当时就想这位老师唱歌一定很好听，后来才知道高老师确实唱歌好听，是出名的男中音。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学生了解老师的途径非常有限，除了上课，主要依靠同学或老师们的口口相传，那时的我虽懵懵懂懂，但已经初步了解到高老师的学术威望极高。1998年，我开始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鲁明学教授。推免结束后，还有一个入学面试，高老师和系里几位博士生导师都在。面试快结束时，老师们建议我读了硕士之后一定要读博士，理论经济学研究不能止步在硕士阶段。当时，鲁老师就说道：“你博士跟着高峰老师读吧？”我大着胆子答道：“若高老师肯要，雅文非常愿意跟随高老师读博士。”高老师一边笑着，一边点头说：“好啊，好啊！”我与高老师一生的师生情谊，从那一刻就结下了。高老师对学生的批评都是私下里单独见面时一对一地指出不足，敦促我们改正。特别是在学术上的指导，往往不厌其烦地帮我们修改论文。我至今保留着博士论文不同版本的修改稿，上面批注的行行铅笔字，是高老师的良苦用心、严格要求。他表扬自己的学生都是当着其他学生面，比如多次要求我向哪位老师或师兄师姐学习。时隔多年，我们一起追忆随导师学习的点点滴滴，依旧难免盈盈泪光，感怀不已。

　　高老师一生严于律己，笔耕不辍，节假日也很少休息。记得读博士第一年过春节，留在天津的师兄师姐们结伴去导师家拜年，大年初一早上八点多我们到高老师家时，他已经伏案工作一段时间了。我们几个学生告辞后都十分惭愧，作为学生的我们都至少给自己放假到大年初三了，我们的导师却在大年初一的早上就开始工作了。高老师给我们的指导都是这样以身作则，以自身一言一行引导我如何做学生、如何做老师。离休以后，高老师依然坚持学术研究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光，在《资本论》研究会年会、“庆祝谷书堂教授90华诞暨深化经济改革学术研讨会”等重要学术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他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研究的深刻洞察屡屡赢得参会师生的深深钦佩。2019年1月，高老师撰写“个人简历”，言道：“我虽已离休，已年届86，但并没有老人心态。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仍会继续我有兴趣的研究工作。”

　　高老师作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对各种管理工作都非常认真负责。张彤玉老师曾经谈起他非常暖心的举措：当年，老师们的家里普遍都没有电话，遇到课程安排调整等事宜，高老师若是在系里找不到任课教师，就会骑上自行车，哪怕很远的路也会尽快赶到任课教师家中，当面嘱托清楚了，才放心离开。高老师关心和关爱他认识的每一位老师和学生，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补贴家境贫寒的学生，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我们和师母闲话家常时，提及先生40多岁结婚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丁点儿积蓄。因为当时贫困的学生较多，先生见不得学生生活艰难，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都资助贫困学生了。师母非常理解，拿出自己的积蓄和嫁妆才得以成家。多年来，每逢节假日，先生都会请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们吃大餐，改善生活。这时候严肃的师长变成了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会给我们布菜，让我们多吃，若是哪位老师或同学调侃某同学胖了，高老师会立刻出言维护：“不胖不胖，健康就好。”很多年过去，高老师请我的依旧是我记忆中学生时代最好吃的饭菜。当年的欢声笑语化成了我后半生的潮湿，每每回忆往昔，都是热泪盈眶。回忆仿佛是时光机，让我立刻穿梭回到学生时代，当年那个享受导师关心关爱的我早已华发丛生、从教多年。留校任教几年后，学校要求我到教务处兼任行政工作，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征询高老师的意见。承担起行政工作后，高老师就明确对我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行政工作无论多忙，都不能耽误教学和科研工作；二是作为行政人员，不能拿所谓的“官衔”去和普通教师竞争或交换什么。从事学校行政工作期间，不论是在学校教务处，还是在研究生院培养办和学位办的工作岗位上，我都谨遵先生教诲。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高老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解放后转为共青团员。高老师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共产党人的果敢坚毅和高风亮节。他一生在学术上孜孜以求，经常和到家中探望的同行老师促膝长谈，几个小时不知疲倦，让我们由衷地钦佩。一直到晚年，高老师思维之活跃、逻辑之清晰，仍让我们深深折服，感佩眼前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有着“80后”的干劲儿。高老师一生淡泊名利，特别反对别人给他冠以耀眼的头衔。他时常勉励我们，做学问、做教师都要脚踏实地，那些虚名头衔没有意义，唯有真实的学问才是自己的。他晚年时常和我们谈起，现在离休多年，不能工作在教学科研的一线，国家却给这么高的工资待遇，非常不安。他晚年在病中依旧坚持科研工作，遇到外地学生慕名给他写邮件询问求学事宜，都会耐心回复，或者转给我们协助解决青年学子的问题。在他别离的最后时刻，当鲜红的党旗盖在高老师身上那一刻，我们每个人都肃然起敬。高老师的一生，充分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的严于律己，一名人民教师的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