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体学研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领域内的“显学”之一,成果蔚为大观。综合来看,现有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部分:一是从文体形态层面梳理、复现古人对各类具体文体的使用、创生和文本呈现状况,还原古人“如何用文体”;二是从文体思想观念层面寻找古人“言说文体”的规律与原因,探讨历代文体批评的发展脉络、思想基础及普遍理论意义。当然,这两种研究情况之间又多有联系与交叉,无法截然分开。
党圣元深耕理论园地四十余年,其学术研究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点,融通马列文论、西方文论。他的新著《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研究》(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入选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是他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之一,也是他多年来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之思考的一次整体呈现。该书内容涵盖“古人如何说文体”与“文体言说的意义”两个方面,而侧重于“意义”的阐发。全书共十四章,依笔者的理解,可分为三大部分。
在“‘文’‘体’的词义演变与‘文体’概念的形成”章节,作者探讨了“文体”一词的语源学意义,阐明作者对“文体”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作者认为,上古、先秦文献中的“体”具有整体性,又偏向于外在躯壳或载体,因此,从“体”之本义引申出的“文体”之“体”,亦以形式为最重要因素。这一观点也贯穿在全书对历代“辨体”论的思考中。
作者对古人的“辨体”观念进行了评述。他认为,“‘辨体’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本起点,是贯通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问题”。因此,对古代辨体意识的梳理与评价是该书的最主要内容,并以“商周礼乐仪式与早期文体观念”“春秋战国的经典传承与文体观念的发展”与“秦汉的官文书体系与官文书文体观念” 依时序展开,意在归纳文体观念发生阶段古人言说、定义文体的方式,并探讨这些方式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关系。这部分论述大量运用出土简牍材料,其中对秦汉官文书之格式、字数、载体规范的总结描述,尤为精彩。第五、六、七、八章分别选取“文学自觉”之后最能体现古人“分体”意识的某种文类、某些著述或某些批评理念,对它们的内在逻辑结构及哲学基础进行辨析。这一部分论述细致绵密,胜义纷披,如“唐宋类书‘文部’体现的文体观念”一章提出类书“文部”的分类方法与同时及后世文章总集的分类方法高度相似,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宋人总集编纂体现的文体观念”一章提出古文家、理学家在编选文集时具有鲜明的严辨古今、骈散的意识,其背后是理学观念对“辨体”的影响;宋代在科举兴盛背景下出现的大量以指导应试为目的的文章评点著作,及作为“科场写作教科书”的“兔园册”,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作者在“明清戏曲文体交融体现的文体观念”一章中认为,在明清时期文体交融互渗的创作背景下,对“兼容”文体的评说往往以一种主要文体为主,如戏曲批评中,常以诗体为出发点,用诗的功能言说戏曲的功能,以诗的情节、语辞、境界等标准去衡量和评判曲体,但是对于戏曲和小说文本中的多文体共生所形成的“文体树”现象及诸文体之间通过“互文性”关系而发挥的叙事功能亦值得深入考究。这些都是现有文学史、文体研究中所未注意到的,或注意不够的地方。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则从共时角度出发,从古人常用的辨体批评方法入手,分别讨论诗文选本、古代文体分类观念和古代辨体范式。此一部分,作者提出,对文章的分“类”即是在“辨体”;古人对具体文体的论述,有一个从模糊到精密的过程;而对文体的分类存在由繁趋简的走向;文体辨析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褪去“风格”因素而专重形式。这些论断简明清晰,体现出作者作为理论家的素养。
全书最后三章,在前面对古代典型“辨体”观念、方法的讨论基础上,分别拈出传统文艺批评中“体制”“体貌”“体性”三个与“体”有关的术语,对其内涵进行界定。作者认为,“体制”“是一种规范与形塑,构成了文章的外在形态”,它“是文章规范性的前提,也是文学价值实现的基本依据”;“体貌”是传统文艺批评中与人体相关的术语体系,反映出古人言“体”时对整体性、有机性的注重;“体性”既与作者的才性有关,又与文辞的表现形式有关。“体”之含义,历来众说纷纭,作者此处则主张外在形式、写作规范在“体”中具有首要地位。龚鹏程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除抒情传统外,还有一个知性反省的传统,其表现之一便是力图寻求文章写作中不可言传的情志之外的、可以用语言表述的规范。该书对形式因素在“辨体”活动中意义的强调,可视作从文体学角度对这一知性反省传统的开掘。
理论的道路是寂寞又充满荆棘的。“辨体”的理论构建之路亦是如此。党圣元先生的这部著作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据笔者了解,党圣元的重大项目团队还将推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要籍叙录》及其他几种专门研究阐发传统文体思想发展演进的论著,从史料与史学角度,对古代文体思想观念进行总结。相信这些研究将对现有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特别是古代文体思想史、文体批评与文体分类史的梳理、整合、建构,产生十分有益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