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内容精练，观点洞见深刻，即是一本好书。英国学者菲尔·琼斯《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以最短的篇幅讲述身边最深刻的伦理问题，在技术迭代的预期内畅想工作分崩离析的未来，从“不完全就业”“迷你工作”“零工经济”现象透视全球工作伦理危机，让我们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大规模增长的乐观情绪中看到了制度变迁的落后，以及全球生产关系调整的紧迫性。

　　技术进步与“零工经济”的

　　在目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灵活就业”成为风险社会个体从业的最后“蓄水池”。事实上，不只国内，围绕平台经济展开的“灵活就业”是全球性的现象，被赋予了“不完全就业”“迷你工作”“微工作”或“零工经济”等各种名称，诠释着人类丧失稳定的生产生活模式、被动拥抱具有巨大就业风险工作的发展趋势。不过，事实上，这种所谓“微工作”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能给予个体一个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工作，甚至不涉及一直以来商品化的劳动力市场，而仅仅是技术进步替代人工之后的“劳务残渣”。“去商品化的劳动力既没有就业，也没有失业，既不在工资之内，也不在工资之外。”

　　技术进步与社会就业似乎是发展大势的“一体两面”，被机器乃至AI替代而失业的人群面临被社会生产大军彻底淘汰的风险，而技术进步的红利也将永远与他们无缘。如此，他们唯有依靠手机辗转各个平台，进行线上线下的“零工”劳动，才能获得生活来源和存在意义，但也将彻底沦为技术的奴隶，而非技术进步的获益者。从马克思的理论来讲，这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出了问题，跟不上生产力进步的步伐。但在“零工”劳动中，又如何能够结成面对面而有意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呢？

　　人工智能（AI）时代的

　　无法结成稳定而清晰的社会生产关系，零工们面对的只是冰冷的显示器，以及AI的交流信息。我们应该更深刻地看到，比AI控制世界、监控奴役人类的悲观畅想更加现实的“悲剧”，是在线“微工作”对合同薪水工作的大规模替代。“‘微工作’表明，人工智能倾向于将工作非正规化，而非完全自动化。它预示着一个未来，越来越多的工人不是被机器取代，而是被挤压到濒临消失的临界点上。”所有被AI技术挤压于“微工作”“薄薄的临界线”上的个体，相互之间又是几无联系的，并失去生产劳动环境的社会化，逐步转变为孤独无助的零工者。

　　菲尔·琼斯以数字领域的基础设施工作为例，审视那些永远见不到雇主的、面对电脑屏幕的数据“采集狩猎者”的所谓“工作”，正是这些人对每一份文件的拆分、对每一张图的赋值，汇总了大规模的数据库，不断提供着培养AI的必要养分。这些“微工作”散布于第三世界的贫民窟中，依靠着网络通信技术以积极接取雇主不稳定的工作单，赚取每小时几美元的劳务费用。AI技术的另一边，是在全球化中彻底摆脱了国家劳动法约束的“无责任”雇主。“微工作”系统使藏在“数字幕布”之后的“雇主”可以随时解雇“雇员”，而不用提前告知或承担成本。而通过技术的迭代，AI不断计算着最有利于雇主资本积累的规则，并简化着整个系统的运营，包括简化一切适于“零工”劳动和不适于“零工”劳动的人生。

　　“游戏”人生的不安与

　　无论信息化技术进步，还是AI的大规模应用，背后“简化”的逻辑让越来越多的“复杂”工作得以高效完成。虽然产品失去了大量的“人性”与“灵性”，但生活的物质舒适度由此增加。不过，更大的代价并未被重视，人类“简化”的不只是技术工作的复杂性，更可怕的其实是“简化”了原本多样性的人生，“简化”了人生的体验，“简化”了人类的思维，最终让人类重回蒙昧。

　　“简化”的努力使“数据神秘主义”导出的算法躲在背后，“零工”可直接触碰的除了键盘，只剩下平台经济所设计的各种游戏式激励机制，并将游戏通关过程与劳动价值相连。复杂的奖励计划和可竞争的定价模式使任务游戏化，并有效地将劳动力剩余和不稳定性重新包装为新的、激动人心的工作兼休闲形式。将现实中的“指标管理”引入线上数字“微工作”系统，这种人生“游戏”充斥着数字化的评分规则，并形成一种实质上的劳动压迫。虽然增加了游戏“闯关”的精神刺激，但剥夺了本应更安定的职业人生。

　　不安带来抗争，抗争带来改变。个体的抗争毫无意义，然而“今天僵化的工会文化无法组织没有固定职业身份的工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无工资”的制度体系。正如菲尔·琼斯所推断的：“微工作指向一个未来，那时工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生成数据，将自己的工作自动化，从而将其消除。但基于同样的原因，微工作也可以指向一个没有工资的世界，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比重降低，我们在工作时间和内容上有更多的选择。”如此，当今便是“后工作时代”到来的前夜，不同的努力指向不同未来，如何选择并开始行动，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必须从全球工作伦理的重建而开始。

　　重建后工作时代的工作伦理

　　共同富裕的世界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更是劳动可以更加多样化的世界。未来世界的劳动不再被称为“工作”或者“职业”，也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志业”，但一定是不再由工资所评价的人生。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全社会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应该明确且自信地讲，中国完全有责任、有能力扛起重构全球工作伦理的社会主义旗帜。中国不只在技术进步方面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更有责任在共同富裕方面思考技术为全人类所共享的制度设计。对于事实上被新技术所遗弃的人群而言，首先形成全球范围的工作伦理共识是改变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第一步。

　　应当敏锐地看到，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在特朗普政府屡屡“退群”且中美平台技术快速迭代、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中欧在工作伦理建构方面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是人类社会在生产关系和制度方面持续进步的“明灯”。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欧盟市场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明令禁止“非五天8小时工作制”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显然，排除产业保护和国际政治因素，在面对新技术冲击和工作伦理危机时，中国和欧盟的共识远大于分歧。让工作在未来更可能多地体现人作为人的劳动乐趣，正是马克思的消除剥削社会过程的一部分。

　　尽可能地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每一个人，不允许任何人在享受技术红利方面“掉队”，可写入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在技术切实改变工作本身的前提下，视所有人为劳动者而非求职者，坚定不移地要求技术服务于劳动本身，是当下和未来最重要的伦理。此外，将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建构于全球工作伦理之上，为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社会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同时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国家合作，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建构新的制度体系，应当是作者菲尔·琼斯和所有被技术“遗弃”的劳动者所共同期待的未来。

　　（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