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球史研究室副主任

　　刘九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内心，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也是成功开辟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基因密码。深入发掘阐释中华民族历史中蕴含的智慧光芒，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实践要求，有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雷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凝结着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一种整体方向的思考，有着恢弘而且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意义。我们应当从哪些角度对它进行更深入理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研究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问题向更深的方向去展开？我们在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候，确实要把这个概念放进一个宏大的时空坐标系中，既要看到它跟现代社会所面对的问题相关，同时要看到它里边蕴含着的跟中国的历史、跟全人类历史之间的联系。

　　刘九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普遍性的人类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觉得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有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有中华民族的特殊性。特殊性更多地体现出中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特性。

　　雷博：轴心时代，在大概公元前500年前后，东西方都出了很多顶尖的思想家哲学家，也包括政治家，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打开了这样一个问题意识，打开这样一种对于“道”的思考。在中国，我们也看到孔、孟、老、庄这些思想家们，他们从不同的维度思考什么是人？何以成人？人如何结成一个共同体？如何建构家国天下？家国天下当中有哪些基本的原则？这些问题意识或者关于如何成为人的这样一些基本的法则、一些非常根源性的问题，今天当我们在现代文明的视角下审视的时候，很多时候要反馈到本源上，才能开创更多新的意义、新的方向。

　　刘九勇：轴心时代之所以称为轴心时代，是因为它提出了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具有普遍性的原型问题。这些原型问题可能在之后的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会以各自的方式不断地去回答这些问题，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都是围绕着同样的问题来进行探索。

　　张文涛：人类在思考自身处境的时候，通常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人怎么跟自然打交道，第二个是怎么跟他人打交道，第三个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心灵。这三个问题的历史都非常久远。当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它的归纳依据是什么？主要靠文本。古典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它是一个规范化的概念。

　　张文涛：讲一个小故事，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问大家，知道刘邦入关中的时候约法三章是哪三章吗？有些同学说约法三章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里边有几个核心内容，三章三个内容，可以精炼地概括为生命和财产。古代的帝王敏锐地判断到什么？生命财产对于稳定社会秩序非常重要。生命和财产的尊重，这是洛克书中系统阐述的，洛克《政府论》核心就是生命和财产。通过这个小故事，我想说什么意思？就是尽管我们有很多文本在不断地论证，在不断地丰富，但有很多基本原理恐怕是人们很早就悟到了。

　　雷博：我在讲课当中讲过约法三章这个故事。刘邦入关约法三章，他为什么要约法三章？是因为约法三章还原了一个最本质的最基本的法令，它对峙的是秦的苛法。法令多到让老百姓都蒙掉了，整个秩序制度变成由刀笔吏来掌控。所以刘邦入关的约法三章是以简御繁，一下子就收了关中父老之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到中国文明演化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有一个文质相胜、简繁变化的历史过程。如果一个王朝只靠约法三章，这个王朝肯定是延续不下去的，它一定会在法律上、在制度上、在文化上进行不断迭代，但它确实迭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很复杂的问题，甚至出现很多弊端，又需要去对它删繁就简。把原有的一些过于繁冗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进行清理。

　　刘九勇：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讲，中国古代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一种公共性，对于私人性的超越，如果做横向比较，把中国传统国家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文明做一个比较，会发现它的公共性的水平更高。中国古代的政治形态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与世界上其他帝国和王朝国家相比都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没有能和它匹敌的一种文明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过各种制度设置来保证它的政治的公共性，所以它才能够足够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