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进行探讨时，元代无疑是一个极具启示性的时期。在这一阶段，蒙古族与汉族以及其他各民族相互交融，共同绘制出一幅丰富多彩的文化画卷。戏曲文化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充分发挥了跨越民族界限的效用，成为连接各个群体情感与文化的坚实纽带。元代的民族交融促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戏曲艺术中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元代戏曲的多元语言融合提升表现力

　　在元代，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社会大环境下，众多少数民族语言逐步渗入到汉族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变为他们的常用语。而戏曲艺术的昌盛，也促使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变得更为丰富与深入。

　　元代戏剧领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涵盖了广泛的主题，语言亦随之变得生动多彩，犹如调色板上缤纷的颜料。在这些戏剧作品中，观众不仅能聆听到贴近生活的日常用语，还能遇见源自远方、带有异域风情的词汇。这些词汇与街头巷尾的俚语、传统老话交织在一起，赋予了戏剧语言以生动性和趣味性，构建出独特的语言风格。在此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各地的口语和方言词汇，让戏曲语言愈发丰富多彩。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元代戏曲中广泛融入了诸如契丹、女真、蒙古、突厥以及波斯、阿拉伯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元素，为这个时期的戏曲增添了显著特色。

　　元代戏曲作品之所以具有浓郁的市民气息，是因为它汲取了各民族语言的精华。这种丰富多元的语言表达方式，一方面提升了戏剧的表现力，另一方面也让普通观众和读者更易理解，增强了与实际生活的亲近感。这种民族融合的语言特色，能够使剧本吸引更多的读者和观众，进而推动戏曲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戏曲中蒙古语元素的别样魅力

　　元代的统治者以蒙古族为主，在历经近百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蒙古语在元代戏曲里留存了大量内容，这让元代戏曲具有了独特品质。一些备受推崇的杂剧名家，像关汉卿、王实甫等人，也对在自己的剧作中巧妙地融入蒙古语饶有兴致，使其与音乐曲牌相得益彰，在特定的剧情之处自然展现。这样的做法对于塑造人物形象有着“画龙点睛”之效。元代戏曲中蒙古语的大量使用，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借字”情况，也就是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体系里，掺入了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成分，赋予了外来语言要素。蒙古语的广泛引用，能够更有活力地展现场景，凸显杂剧的平民化、口头化以及民族化等美学特性，同时增添了诙谐幽默的氛围。再者，元代戏曲大师们为顺应乐曲节奏，特将蒙古语融入道白之中，而唱词中蒙古语转译为汉字后，字数增多，恰好契合音乐之长度。戏曲内常见之蒙古语词汇，多与蒙古族风俗紧密相关，且为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所接纳，此正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交流的广泛与深入。我们也可以由此反观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之间的交融程度。

　　元代戏曲语言的“南北交融”之象

　　元代戏曲，深深植根于北方的旋律土壤，以北曲的音律为基，吟唱出人生的酸甜苦辣。各地风情与曲调各具特色，仿佛为戏曲披上了多彩的华服，让它们在舞台上竞相绽放。这些戏曲，代表各地方文化的象征，各自繁荣却鲜有交集。然而，元朝的征服与统一，打破了南宋的壁垒，使南北戏曲得以相遇，宛如久别重逢的挚友，共同演绎了一场盛大的融合之舞。这场地域间的文化交融，恰似一场语言的盛宴，促使词汇的海洋掀起波澜，各种称谓、动词与名词在戏曲的舞台上交织碰撞。戏曲，作为南北语言交流的桥梁，其语言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痕迹，见证了南北地域间亲密交融的辉煌篇章。

　　称谓，实为人们在社会关系、身份地位、职业类别等多维空间中寻得的个性化标识。在元代，南北地域的称谓风格迥异，各自彰显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南北戏曲交融传播后，开始采用当地的称谓。《拜月亭》中原本有少数民族词汇，但在改编时未被保留，而是采用了南方常用的称谓。社会称谓相比亲属称谓更容易被借鉴。南北交流是在保留各自文化与风俗的基础上进行融合的。在称呼长辈时，两部戏曲也有所不同。

　　动词。在纷繁复杂的方言体系中，动词之丰富繁多难以尽数。此外，由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差异，同一概念往往可用多种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譬如“闪”这个词的意思是“扔掉；甩下”，这是北方方言的用法。在北曲和南戏中都有使用。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拜月》保留了这个充满北方风情的方言词汇。这个词汇展现了南北文化之间的交融，南方人发音“闪”为[san]，与北方的发音颇为相似，且在使用上亦显得颇为契合。在南戏中，“闪”常与“抛”组成“抛闪”，表示“舍弃，丢下”。观众可能会将“闪”理解成南方方言中的意思，但结合“抛”和其他词，也能够推测出其含义。如今，“闪”一词意指“甩下；丢下”，主要流行于部分北方方言之中。该词为单音节词，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的方言中均有使用。在口语交流中，单音节词汇能够与多种方言中的相应词汇共同构建同义复合词，也容易被各地百姓理解和接受。

　　名物词。元代无疑是一个充满创新与创意的时代。新发明与新概念不断涌现，犹如春雨滋润后的竹笋竞相生长。在这个时期，新词汇频繁出现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例如“撺箱”“团头”“头七”等，这些词汇听来颇具新意。元代的戏剧舞台上也活跃着这些新词汇，它们在南北方戏剧的交融中产生了新的火花，尤其是那些用于指代物品或地点的名词。以“站”为例，它实际上源自蒙古语的“站赤”，可以视为“车站”的音译。在元代之前，“驿”是用来指代传递文书的使者或官员中途休息、补给、换马的场所。然而，随着元代蒙古人的统一江山，他们在各地建立了“站赤”，简称“站”，使得“驿”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这个“站”在南北戏剧中广为流行，并在统治者的推广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戏剧作为一种强大的传播媒介，使得这个词在民间广泛流传。最终，“站”这个词在汉语中扎根并发展，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驿站”。

　　在探讨这些词汇的历史演变时，可以看出追溯至宋元时期，南北方的居民开始频繁交流，彼此间互动频繁。元曲，这一以通俗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古汉语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除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方言词汇，其他各类词汇也或多或少经历了南北融合的过程。戏曲作为一种强大的传播工具，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民族融合的盛况。此外，一些词汇在南北交流中经历了变化，它们变得抽象、曲折或引申，悄然融入现代汉语，丰富了我们的词汇资源。

　　文学作品互译促进民族间文化认同

　　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既体现在南北地理轴线上汉蒙戏曲语言的深度互动上，也展现在东西方向汉人与西域畏兀儿人、青藏高原藏人之间的文学文化交流互鉴上。各民族的戏曲作品通过文本传播，构建起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以北庭（别失八里）的安藏为例，他自幼学习汉文经书，对佛经也极为精通，成为儒释兼通的文化人才。在敦煌出土的畏兀儿文佛教诗集中（现存于伦敦大英图书馆），留存着他众多的佛教诗歌作品。其诗歌全押首韵，文法流畅，表意完整，浑然一体，对佛教术语的处理恰到好处，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在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像安藏和沙啰巴这样的文化人才不断涌现。他们凭借自己的学识与才华，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搭建起坚实的桥梁。在他们的努力下，元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共融的繁荣态势，为后世文化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元代蒙古族、汉族以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塑造出一个绚丽多彩的社会景象。戏曲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载体，既展现了各民族的独特风貌，又推动了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元代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特质。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21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学生培养工程项目”（项目编号：2021SYYXSB0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王潇，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曾路，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