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突出社会文化的内涵，用文化审视社会，将实践的形态从政治实践转化为文化实践，致力于通过多样态的文化实践完成人道主义和政治变革。斯图亚特·霍尔批判性地继承了以往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思想，并对话拉克劳、墨菲的“接合”理论，成为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霍尔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所张扬的“主体性”思想与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意识形态的塑造性观点结合起来，力图实现结构中的主体自主性。在霍尔看来，意识形态内不同的要素可以结合为“差异中同一”，在实践中，意义通过表征得以生成和传递。其中，各种要素的形式差异与再组合可以破坏原有的意义，并创造出新的意义，这就使意识形态可以与自由自觉的主体彼此成就。这样既克服了结构“静止”和“僵化”的弊端，也使主体的发挥受到了有效的限制。在这个过程中，结构仍然存在，但意识形态问题可以脱离“结构”而被动态地思考。可以说，“结构中的主体自主性”是霍尔“文化实践”的目标，而其文化实践的内涵是“话语实践的理论”（“a theory of discursive practice”）。这是霍尔在福柯话语建构的意义上，借鉴拉克劳和墨菲话语理论中的“意义链条”形成的理论。话语实践强调具体情境中的主体化过程和建构意义，其中“文化”成为“意指实践”，即文化是意义和实践的交织。置于话语实践中，文化的知识通过话语而生成，文化的意义通过话语而被建构。这就是霍尔提出的、要素被话语构建而生成意义的文化实践思想。

　　霍尔文化实践思想的深度决定了他对“身份”理解的超越性。霍尔强调要消解对“身份”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但不赞成解构主义以“擦除”（“under erasure”）的方式加以批判，而是要表明“身份”的不可还原、不可化约性（irreducibility）。这不是放弃主体，而是以“去中心化”来思考它。霍尔以这种“非总体化、解构的方式摆脱现有的思维框架”来思考“身份”问题，正是基于话语实践的思路。这种“身份”的话语实践思路，还在于霍尔将“身份”的形成理解为一种过程。在霍尔看来，“无论是从心理上、文化上还是政治上来说，身份都是不稳定的”，“身份”不是连续的、静止的和完成的，而是在历史的变迁中一直处于形成之中，始终如一地展开着。在霍尔看来，“身份”是特定的历史、制度和特定话语实践的产物。正因为它是在话语中构建的，所以是可停留、可把握的，在具体语境中具有“位置”的，那么便可以在这一“点”上稍作停顿，且从这个“点”出发理解身份的意义。因此，“身份”不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意义系统，而是一个策略的和定位性（a strategic and positional）的概念。它不仅体现了非本质性和生成性的建构特征，还体现了这一建构的差异性立场。在霍尔看来，“身份”不是传统意义上自然构成的统一标志，而是要通过差异、与他者的关系、与非它的关系、与它所缺乏的东西的联系以及与外界构成物的联系才能构建起来。譬如，霍尔在《种族：身份和差异》中提到“身份的游戏中必须要有差异的参与”，就是指明要通过“异质”性来形成身份建构。

　　在对“身份”（identity）分析的基础上，霍尔还相应地讨论了“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身份认同是表征自我身份与群体身份是否同一的确证问题。霍尔不赞同身份认同的自然主义定义——“身份认同是建立在承认与另一个人或团体或理想的共同起源或共同特征的基础上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团结和忠诚的自然闭合”。他主张身份认同的话语实践态度，即把身份认同看作有条件的、不会消除差异的、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霍尔曾在《谁需要身份？》《种族：身份和差异》《新种族》等多篇文章中提到，身份认同是一个过程。主体对身份的认同会根据他们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身份位置”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身份认同是“一个缝合的过程、多元决定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包容”。它是复数，遵循“从多不从少”的逻辑（the logic of more-than-one），强调相互交叉和对立性。身份认同本身受制于不同的“游戏”。它是一个跨越差异的过程，需要话语实践、象征性符号的边界约束和标记，以及“边界效应”的产生。

　　总之，霍尔阐释“身份”所运用的文化实践话语，使其“结构中的主体自主性”的目标得以实现。我们将“结构中的主体自主性”对照“身份”问题，可以看出，身份总是主体的身份，霍尔批判身份（身份主体）固化的本质主义内核，阐明身份（身份主体）意义的生成性和多重性，挖掘主体的能动性，便是继承了文化主义的主体（主体性）路径；同时，身份问题还涉及话语实践的“位置”，这是结构主义的路径。而霍尔的超越性在于，通过探究历史、文化、社会和实践等因素形成统一体的具体情境，由历史和文化共同定位身份（即“阐明位置的时刻”），这种策略性身份的“滑动”意义使主体从连续性的本质主义“封闭性”中解放出来。并且，霍尔对“身份”阐释的话语实践思路不仅印证了“结构中主体自主性”的文化实践内涵，还对其进行了深化。这是因为，“文化”关系到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文化身份”也从身份的文化属性转入到对身份的文化实践的建构理解中。身份不仅由文化的结构性特征所限定，不同的文化特质也“规定了”不同的身份特性，不同群体具有能够反映不同群体身份属性的不同的“情感结构”。在文化实践中，身份的组织方式和位置关系也决定了文化身份的非连续性、断裂性和差异性。

　　霍尔之所以强调结构中的主体自主性，阐释“身份”的话语实践的建构性，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暂时的、能动的、充满“策略”的身份，以此打破西方构建的稳定的、统一的身份，把个人主体从历史和社会结构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历史和社会结构不再是完全闭合的空间，而是一种开放的“域”，主体也不再是被塑造的产物，他们可以在相对开放的空间里打破结构的凝固化模式，在其中张扬自己的主动性和政治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与中国诠释学构建”（21BZX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