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已从一穷二白逐步实现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最近75年在这片古老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却是中国人第一次以普遍的人民性、有效的现代性和独特的世界性叙述自己的历史，书写自己的华章。作为一个拥有丰富伦理资源和自觉道德意识的族群，当代中国人不仅继承过往、吸收外来，在理论或智识方面获得丰厚的成果，并且，凭借更加自觉和有组织的力量，我们在更新道德观念、改善道德风尚、建设道德秩序等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正是75年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现实成就，创造了一系列体现当代中国精神的思想立场，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道德建设领域的重要命题。

　　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的发端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新中国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同其他领域一样，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建章立制也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开端任务。这一方面体现为新中国对既有社会丑恶现象的清除，另一方面，亦体现在新中国基于新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目标而确立起来的新的道德原则和要求。

　　新中国成立伊始，消灭娼、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没有回避问题，而是以充分的自信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说，“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能力消除这些现象。通过制定实施《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1949年）、《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1950年）等政策措施，曾在旧中国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娼、赌、毒等现象基本禁绝。邓小平曾表示，“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移风易俗运动，反对封建迷信，反对男尊女卑。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政府通过坚决打击反革命封建迷信组织，并对群众开展宣传教育，使得风水、算命、占卜、扶乩等活动基本消失。而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文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新婚姻法”不仅帮助广大妇女冲破封建纲常束缚，更意味着中国开始建立新的婚姻制度与家庭结构，催生新的社会关系和道德生活。

　　无论是铲除娼、赌、毒，还是反对封建迷信、男尊女卑，都是为了消灭其中人压迫人、人欺侮人的不平等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结构中，新中国的道德建设指向更加平等、更加普遍、更具公共性的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1949年9月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已明确规定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五爱”为内容的社会公德规范。“五爱”作为新中国道德建设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具备鲜明的社会主义内涵。

　　对公共性的强调，根本上是对人民立场的强调。新中国的道德建设从其发端之日起，就以普遍的人民性为目标。这不仅体现在针对国家治理者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而且体现在针对国家公民提出“集体主义原则”的主张。尽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就已写入党章，但是，随着全国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强调“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痛痒，尽力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1956年）。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957年）。这一道德要求既是对国家治理者所施加的指令，同时也是“集体优先于个人”的集体主义原则在公共生活层面的具体表达。新中国的道德建设，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倡导集体主义，要求公民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时至今日，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早已成为我国道德建设的核心，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并优越于其他社会类型道德的显著标志。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的深化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给中国综合国力带来巨大跃升，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深刻变化，使之堪称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然而，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供套用。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不断提升物质文明水平的同时，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此，邓小平很早就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构想（1979年）。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敏锐地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985年）。此后数十年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构成改革开放新时期道德建设的一条主线。特别是1986年和199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四届六中全会分别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等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规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与总体要求，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同样强调，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但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交往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其建立也对现实的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意味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一方面，新时期的道德建设要尊重和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不断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和效率意识，提升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法治观念，肯定人们的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要承认普通群众为了谋求美好生活而对个体正当利益的积极追求，以及他们在道德和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所进行的有益的创造性尝试。另一方面，新时期的道德建设依然要着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正确运用物质利益原则，反对只讲金钱、不讲道德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对党员干部而言，依然要强调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持、对集体主义原则的坚持以及对更高道德目标的坚持。因此，在2001年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强调要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层次性做出科学定位，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区分层次，着眼多数，鼓励先进，循序渐进”；“倡导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带头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

　　改革开放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活力和繁荣，也使中国面临复杂多变的现代状况。中国既要坚持现代化的方向，又要应对由此产生的道德问题。因此，提出一套符合现代中国实际的价值体系，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2006年3月，中央正式提出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并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在道德建设方面的必然反映和要求。与此前的道德建设任务相比，它更具体系化和顶层化的性质，也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产生的多方面要求的综合性回应。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日趋深化和务实。

　　新时代与社会主义

　　道德建设的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今日中国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不仅需要更加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应对国内情况，而且需要更加自信地面向世界舞台，不断拓展，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重中之重。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它们“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当代中国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和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2013年和2016年，中共中央相继制订颁布《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文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方位融入社会生活，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不仅如此，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指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实现了进一步的拓展。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基础上，颁布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不仅说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亟待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而且说明，在全面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需要更高的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因此，《纲要》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不断强调，要适应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积极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道德建设的时代性实效性。其中的重点任务在于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实践能力，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更重要地，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因此，新时代对于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所提出的要求，必然超出国内范围，进而期待能够在全球层面揭示或发现人类的共同价值。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作为人们迄今为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认同的价值，它们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历史的经验产物，是人类社会进入全球交往时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共识，因而堪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不仅对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有着直接的现实作用，而且对于人类社会在世界层面的道德生活也带来了积极的指引规范，从而又进一步影响到各国内部的道德建设内容。新时代的中国，将在这种普遍、频繁、开放的全球互动中有所增益，成就自身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