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转向”是近年来人类学界的热门议题。虽然学术界关于本体论转向的探讨尚未达成共识——学者们对于何为“本体”、是否存在“转向”以及这一“转向”的学科意义等问题的认识尚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而言，本体论转向可视作对建立在传统人类学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认知取向批评的基础上，提出的替代性理论路径。本体论转向不仅扩展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与对象，赋予了“文化”更丰富的内涵，还催生了新的文本书写方式。

　　“本体论转向”的

　　加拿大人类学者科恩认为本体论转向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本体论转向主要包括德斯科拉的“本体制图学”、德-卡斯特罗的“多元自然论”以及拉图尔的“能动者网络理论”；广义的本体论转向则包括贝特森的“心智生态学”、阿帕杜拉关于“物的社会生命”的研究、英格尔德的“生态现象学”及受哈罗薇等人影响形成的“多物种民族志”研究等。

　　萨蒙德认为，当下本体论转向是在对“自然/文化”二分为基础的“表征主义”认识论的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理论策略。其中，英格尔德的“生态现象学”提倡的是一种“栖居视角”，即认为世界的现实是人与非人的混融杂合，而非分离，他打破“自然/文化”二分的具体路径是“将文化沉入自然”。德斯科拉代表的“本体制图学”认为“本体”以文化的方式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内，倡导地方性本体的主体地位，以多种事实替代传统表征主义的单一事实。“回溯性路径”倡导通过回到他者的概念来颠覆研究者自己的语言，主要代表是德-卡斯特罗的“多元自然论”。这一理论最为极端，即反对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提出“同一文化，多个自然”思想——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

　　尽管不同学者理论路径侧重点不一，但它们都源自相似的学科背景和现实关怀。就学科背景而言，本体论转向是对传统“表征主义”人类学人类中心主义取向的批判，试图寻找新的理论立足点。就现实关怀来看，它是对植根于“自然/文化”二分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文化人类学等传统理论分析框架的不满，希望将诸如环境恶化、殖民残留等现实问题纳入学科研究范围。因此，我们可以将本体论转向看作在批判、摒弃西方“自然/文化”二分为基础的认识论基础上，提出的替代性理论路径。

　　近年来，围绕本体论转向，产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以下试结合这些成果，浅谈本体论转向之于人文社科研究的理论启示。

　　本体论转向的三方面理论启示

　　依笔者浅见，本体论转向的理论启示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与研究对象、“文化”的再认知与写作方式三个维度。

　　首先，本体论转向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对象。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无疑是人，尤其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人与人群。本体论转向的一大启示即是可将研究对象拓展到“物”。

　　具体而言，一方面“物”的研究对象可以是对人类社会而言重要的实物。人类学经典著作《努尔人》中对牛的探讨，《甜与权力》中关于糖的分析，以及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盐、茶叶、神树、银等物的研究均属此类。大致而言，此类研究可归入“物的社会生命”的范畴。另一方面，“物”也可以是无形的。莫斯《礼物》中提到的mana、hau，于连关于“势”的讨论，应星对“气”的一系列研究皆属此类。总而言之，这两类“物”的研究的宗旨都是“借物言人事”，尚未真正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取向，属于较为浅层的本体论转向。

　　其次，本体论转向提出了“文化”再认识的议题。在科恩定义的狭义的本体论转向视野下，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文化”被赋予了不同的意涵。

　　德斯科拉代表的“本体制图学”赋予了泛灵论（animism）、图腾论（totemism）和类比论（analogism）三种地方本体论与主流的自然论（naturalism）同等的地位。在不同的地方本体论体系中，“文化”的内涵自然也就不同。在笔者看来，不同地方性本体论的启示在于要对不同群体的世界观一视同仁。而这无疑给有关各种民间信仰与宗教世界观的研究拓宽了新的视野。

　　在德-卡斯特罗“多元自然论”视野下，自然与文化的传统关系被颠覆。人类文化不再是对共同生活的自然世界的差异化表征，而是人与其他非人主体的共享物。相反，“自然”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唯一的客观实在，在不同主体的眼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举例而言，人类与貘都有“家”，不同的是，人类的家是各类建造物，而貘的“家”则是人类眼中的泥洞。

　　姑且不论“本体制图学”与“多元自然论”的合理性，当我们给予不同非人主体足够的重视时，特定事物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义。以饮食研究为例，当我们认可不同世界观下神灵、鬼怪等非人存在的主体地位时，原先不被视为食物的各类物体可能便有了食物的属性，变成神灵、鬼怪的食物。同时，本体论转向也为理解“同类相食”、献祭等饮食现象提供了新的思路。某些情况下，“同类相食”是因为不将被食者视作同类，因此并不存在伦理负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同类相食”则是为了获取被食者身上某些特殊的品质。

　　最后，在更深的层面上，本体论转向还影响了近年来一批学术研究成果的写作方式。这些研究试图摆脱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以“物”为中心，探讨各类物体的主体性。

　　在《成为三文鱼》一书中，挪威学者利恩借助人类与鱼类视角的“双重转换”，重新审视人类的“驯化”行为。在她看来，三文鱼的“驯化”不只是人类的单向行为，而是一种人与三文鱼的双向互动，具体呈现为人类与三文鱼相互进入、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

　　更为大胆的尝试呈现在科恩的《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一书中。科恩深入南美洲厄瓜多尔亚马孙河上游的雨林开展田野调查，探究森林本身以及人类与森林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书中，科恩提出了一个颠覆传统人类学的观点，即非人生物，如森林中的动物、植物和森林本身，具有与人类相似的思维意识和主体性。

　　正因这些作者将三文鱼和森林视作等同于人的行动主体，才有了新的写作方式的可能。这种写作方式的革新已然超越20世纪80年代克利福德、马库斯编著的《写文化》一书中关于人类学知识产生的反思，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呈现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综上，笔者认为，本体论转向思潮的最大贡献在于对多元主体及其能动性的认可。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视为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的延伸，即尊重其他非人存在的主体性地位，甚至其拥有“文化”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再仅限于人，而可扩展至更宽泛的“物”的研究。更进一步，当不同主体拥有同等的能动性时，“文化”的内涵得以扩展，值得重新审视。最后，本体论转向还为新的写作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简言之，“人”不再是书写的唯一中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南地区伊斯兰教本土化研究”（20CZJ0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