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深刻地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

　　睦邻友好、和而不同一直是中华民族对外交往时所践行的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邻”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层面的接近，也可以指精神和情感上的共通，睦邻友好被视为立国安邦的法宝，《左传》中就有“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说法。“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君子待人和谐友善，但不强求与对方苟同。睦邻友好、和而不同，在对外交往的大背景之下，指的就是既坚持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也尊重其他文明，和平友好地展开对外交往。

　　以和为贵，实现睦邻友好，是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理想状态。自夏商时期，中国就建立起了一整套文明的天下观念与交往体系，“七旬有苗格”就是夏代时期对外交往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重要典故；《周易》中也有“国于大地，必有与立”的说法，意思便是国家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必定还有其他的国家与之并存于大地之上；“来兑，凶”指的则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采用武力进行征服是最低级的。秦汉时期建立起大一统秩序以后，中央政权统治者一方面采取遣使、通商、和亲、设立边境口岸等和平方式对外交流纽带，维护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宗藩制度，尊重各藩属国政治独立，强调政治上“宣德于外”，经济上“厚往薄来”；另一方面，在面对外来军事威胁时，从自卫的角度进行应对，不主动发起对外战争。历史上，诸如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昭君出塞与文成入藏、鉴真东渡与玄奘西行、郑和七下西洋等以和平友好互利互惠的方式展开对外交往的例子比比皆是，充分展现了“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大国胸怀。

　　睦邻外交也是新中国周边外交的特色和亮点。首先，经历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华民族的长期侵略、压迫和凌辱，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都是从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每个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同时大力支持被压迫的国家争取和维护本国主权，帮助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本国经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直是中国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

　　新中国一直通过各种和平友好的方式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鲜明标志；万隆会议各参会国以“求同存异”为基础，提出各国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为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作出了新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以睦邻为方针，以友好协商为方式，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阿富汗等国和平签订边界条约；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对和而不同、睦邻友好的传统精神进行了传承和创新。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时，提出了包括“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以及“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等原则，有力地促进了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对外交往局面和经贸文化交流。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领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不仅号召全国人民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在对外交往的政策方针与实际行动中，时刻展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首先，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本身就是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题中之义。其次，各项国际合作协议的签署和合作活动的展开，践行了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基本要求，例如在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坚决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致力于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我国也继续推进睦邻友好合作，同东北亚、南亚、中亚、中东、南太国家关系稳步增强，同东盟等地区组织合作不断拓展。这种和平友好的环境与和睦相处的精神，既促进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背景支持和资源借鉴。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包容性与和平性突出体现为睦邻友好、和而不同的高尚品德与宝贵精神。可以说，这种高尚品德与宝贵精神贯穿在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是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秉持的对外交往重要价值主张，同时也是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之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之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