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是古代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动荡、分化的时代。这一时期为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统一王朝国家与华夏民族、文化的形成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时代背景

　　自平王东迁，周王朝就失去对“天下”诸侯的号召力，周代标志等级分层的礼乐秩序迅速瓦解，形成了一个诸侯无统、会盟不信的时代。这种情形使各诸侯国不得不在竞争、冲突、博弈的态势下，重构一种新的列国之间互惠、平衡的内外秩序。在诸夏国家的相互征战、攻伐中，以游牧生业为主的戎、狄等少数民族对诸夏国家的攻伐和侵扰也逐渐频繁，形成戎、狄、荆楚交炽，华夏“不绝若线”的局面。春秋霸主政治正是这种环境的产物。春秋霸主的重要职责为会诸侯、行王道、朝天子，维护着一种后西周时代的列国秩序与外交关系。

　　霸主政治对重振后西周时代的列国秩序与外交关系有着重要影响。春秋虽然是一个诸侯无统、征伐屡兴的时代，但西周的宗法序列意识和尚“德”传统并没完全泯灭，即孔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的政治与社会意识还存在着。这使有着统绪诸侯野心的大国，故齐、晋等“五霸”国家既期望通过传统的“礼”“德”笼络各国、充当盟主，又希望在继承、改造西周旧有礼制规则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国家秩序和关系的建构。故春秋时代列国同盟是以一种新的礼制规则和文化方式来建构的。它使春秋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有了新变化，这个变化一方面使各大国以实力兴灭、继绝，御戎抗外，安抚诸夏；另一方面则是在新的国家交往规则下形成以诗、礼为载体的文化改革新思潮。            

　　重塑“礼制”的核心

　　在霸主政治支配下的诸侯之间的会盟、礼聘中，通过改革、扬弃西周传统宗法文化，使春秋列国关系及文化格局出现了新气象。它使周代宗法文化中强调尊卑等级且刻板教条的祭祀、赐命、冠婚、朝觐、迎宾、丧葬等礼乐、朝觐、祭祀等规制向具有文情性、雅致性且体现诗、礼文采的朝、觐、聘、享等形式转型。这种情形在当时诸侯国会盟、祭祀、赐命、冠婚、朝觐等方面的表现甚为突出。由于当时的诸侯、公卿、大夫等主要以《诗》《书》等文化载体阐述自己的思想、观念，这种优雅的风格形塑了一种新的贵族文化，即在各国外交礼仪和上层社会人际交往中习以《诗》《书》，熟用古人之言、古代礼仪、历史事迹来表明自己的政治、外交、文化的态度、立场。这种新文化形式的习用，使熟悉《诗》《书》、礼仪等成为贵族阶层中必不可少的修养和气质。如《左传》《国语》中记载的辞令、诗赋就多引用《诗》《书》、古人之言、古代礼仪。正是基于这种崇爵、尚“德”，以熟悉《诗》《书》、礼为时尚的风气，形成了一股文致、风流、活泼的清新文雅的文化思潮。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春秋时代“礼乐”风气的倡扬是对西周“礼乐”的继承、发扬，进而认为春秋并非“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是对春秋新“礼乐”制的误解。春秋作为西周礼制崩坏后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与西周“礼乐”制有着很大区别。西周的宗法秩序代表着一种上下等级制度及礼仪规制，以上下之间尊卑等级为序的祭祀、赐命、冠婚、朝觐、迎宾、丧葬等礼仪形式，不仅体现了西周宗法制的严谨、有序，也充分表现了其刻板、教条、僵化的局限。

　　春秋“霸政”时代，由于注重以《诗》《书》为载体的外交关系与政治结盟，这就使各诸侯国之间的朝聘、宴飨、征伐、盟会等的相处之道内蕴着以文化为表象的政治捭阖、合纵连横，并以外显《诗》《书》之风及极具礼仪感的周旋揖让的“仪”为表现形式。因此，春秋时代的“礼仪”制度更注重对盟主的尊重及平衡各国之间的关系，而非西周“礼制”贯穿日用常行的祭祀、冠婚、朝觐、丧葬等宗法血缘内容的“礼”制。如《左传·昭公五年》记鲁昭公访问晋国，进退周旋皆合于礼数，然女叔齐却批评昭公不懂得礼，“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就是其表现。

　　春秋以“仪”为形式的新文化思潮极大推动了诸夏民族在语言、文学上的进步和文化的同一、认同。由于“仪”的揖让周旋使大国与小国间既秉承着“秉礼守信”的关系，也发展了华夏文化绚丽多彩的语词修饰，因此它极盛于一时。例如在外交方面，春秋时期的诸侯大夫朝聘宴飨，征伐盟会，行人使臣，冠盖相望。而在外交行人的辞令中，或高谈阔论，或含蓄蕴藉；或刚柔并济，或言近旨远。其字斟句酌，雄辩高论，辞浅意深，从容典雅，充分显示了列国之间外交的活跃与外交辞令的艺术成就。这种外交辞令，亦引出了春秋时代贵族文化的赋诗引诗的文学之风，使当时各国朝聘、宴飨、征伐、盟会、行人、使臣等均以赋诗引诗为风尚。

　　这种以“仪”揖让周旋的贵族礼仪，维持着一种诸侯、贵族间的联盟。同时，各诸侯国在春秋“不义战”的环境下，亦需以这种“礼仪”及文化修养来防止“霸主”、大国的越“礼”要求，维护自己的国家地位或小国生存。中小国家的自保行为也促进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礼仪”制度与文化形态的泛化倾向。随着时间流逝，小国湮灭，贵族下移，过去高高在上、刻板教条的西周宗法文化逐渐流传民间，士与庶人亦得以受到此类教育，这就动摇了西周礼制秩序的文化基础，成为陪臣、士能够进入精英阶层的文化铺垫。同时，这种“礼崩乐坏”亦导致天子—诸侯—公卿、大夫位列秩序的变化。那些新执政的公卿、大夫，在“礼制”运用上也大肆僭越西周礼制规范，使春秋时代的诸侯国君、公卿、大夫在“礼制”运用上丰富多变，呈现多样化特征。

　　春秋时期“礼仪”规制的泛化

　　春秋的“礼崩乐坏”并非简单体现在礼仪形式上，而是表现在“礼仪”制度在“体用”上的分离，即西周“礼制”的崇尚宗法等级的本质属性已发生变化，而以“仪”为特征的“礼仪”形态却保存下来，成为其时重建“天下”秩序与国家关系的重要规则。这种情形不但使春秋时代的诸侯、公卿、大夫之间朝聘宴飨、征伐盟会的揖让周旋之“仪”成为诸侯、贵族交往的一时之风，而且在重“仪”思潮影响下，各诸侯国在“礼器”运用上呈现泛化倾向。大量考古材料证明，这种泛化倾向在各诸侯国的都城、葬制、礼器等的逾制僭规都有表现。例如从城市形制来看，春秋时的城市数量空前增多，规模宏大。《左传·隐公元年》正义云：“天子之城方九里，侯伯礼当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但是当时一些大国的都城规模均已超过了这个规定。再如从青铜礼器来看，一方面随着春秋时期铜矿的开采和铸铜技术的革新，青铜器具的使用更加广泛；另一方面则是诸侯、卿大夫等为了显示权力和财富，竞相铸造青铜器。青铜铸造的“礼器”样式丰富多彩，功能涉及贵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礼仪”用器制作精良，形制生动活泼，富于新意。从考古材料看，这一时期不仅发现许多大型的青铜容器、成套的乐器，以及玺印、符节、度量衡、货币等物品，还包括许多日常生活用具如铜镜、灯、炉、带钩等。

　　用鼎制度是西周王朝一项严格的“礼仪”规制，《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但辉县琉璃阁卫国公室墓地等的发掘材料证实，春秋中后期贵族墓葬中随葬列鼎的数目已发生变化。当时的诸侯已随葬9鼎，卿、上大夫随葬7鼎，下大夫5鼎，元士3鼎。春秋后期的蔡昭侯墓的出土文物中也能看到这种情况。蔡昭侯墓位于安徽省寿县城西门，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工作，共出土各类文物584件，其中青铜器有486件，玉器51件，金饰12件，骨器28件，残存漆片与陶片6件，砺石1件。出土文物中有礼器百余件，包括列鼎、鬲、簋、簠、敦、豆、方壶、尊、盉、缶、鉴、盘、匜、甬钟、镈钟、钮钟、钲、錞于等，其中较大的青铜鼎就多达44件。蔡作为一个周旋于吴、楚两大国之间的弱小诸侯国，能够在墓葬中随葬这么多礼器是十分惊人的，它充分说明当时各诸侯国在“礼器”运用上对西周制度的僭越以及“礼器”使用的泛化。

　　正是在春秋时期“礼制”崩坏的背景下，新文化思潮促进了“礼制”的泛化及礼器的多样性与繁缛化。它使春秋以“仪”观念为主导而呈现的“礼仪”性器物呈现丰富多彩的属性，从而促进了春秋时代中华文明的迅速发展。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