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历法于农业生产之意义十分重大，故上古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通过各种途径来制定历法。先民对历法的认知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他们首先掌握的概念是日和月，因为太阳的东升西落和月亮的朔望盈亏是最显著的天象。《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即是说炎帝时期通过观察一颗名为大火星（心宿二）的恒星之视运行来纪时，指导农业生产，所谓炎帝氏“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号曰神农”，正与此有关。

　　以火纪时

　　据上古时期的天象，大火星在天空中呈明亮的火红色，非常适合用来标记时间，每当其昏见于东方天空之时，人们正好可以开始一年的农业生产，而当其昏伏西方之时，正是一年中收获的季节。若对应后来的四时历，大火星昏见、昏伏的时间正当季春和季秋，故《周礼·夏官》云“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学者一般将这种以大火星之视运行纪年的疏阔历法称为“火历”，此历法对日、月已有清晰的定义，但对年和季节的区分却是模糊的。

　　炎帝时期，承担观察大火星、指导农业生产职责的，基本上是部落首领。至帝颛顼之时，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专门设立“火正”一职，负责观测大火星之运行，敬授人时，并管理部落的土地和人口，处理民事。帝喾高辛氏之时，黎继续担任火正。尧帝时期的火正，则是高辛氏之子阏伯。《左传》襄公九年谓“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为商人的先祖，封于阏伯之故国商丘，在夏代做过火正，显然商人亦是“以火纪时”。

　　商人祭祀大火星、使用火历之情形，多见于甲骨卜辞。在商代，一年中大概有三百多天的时间是可以于天空中见到大火星的，大火星晨见约于夏正十月，至夏正三月左右则昏见东方，夏正六月左右大火昏中，再至夏正九月左右，大火昏伏西方，此时将会有二十多天的时间看不到大火星，正当殷历之岁末十二月，当大火星再次晨见之时，又是殷历新的一年岁首。

　　火历发展到商代，明显更加精密。它不仅能明确标记大火星运行的那些重要节点，更是界定了岁首，对年有清晰的认识。商人还熟练掌握了用六十甲子干支表纪日、月的方法，为了平衡阴、阳年之间的日数差，他们懂得设置闰月，起初闰月置于年终，祖甲以后开始年中置闰。从年终置闰到年中置闰，说明商人对季节变化有了一定认识。卜辞中有冬字，但并不表示季节，有春、秋二字，陈梦家说它们分别代表禾季、麦季，与后来四时历的春季、秋季也不太一样。可见殷历对季节之区分仍是模糊的，商人对季节变化的感知主要还是来自物候。

　　楚历沿袭殷历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继承了商代“以火纪时”的传统。关于楚国历法的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论，或曰建丑、或曰建寅、或曰建亥，然而从传世文献及近出简牍资料的记载来看，楚历乃是沿袭了殷历之传统，即以夏正十月为岁首。如《春秋》昭公八年谓“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而同一年《左传》记载楚灭陈的时间为“冬十一月壬午”。又《春秋》昭公十三年载“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该年《左传》则云“夏五月癸亥，王缢于芋尹申亥氏”。以上两个例子中，关于楚国发生的同一件事情，《春秋》之记载皆要比《左传》早一个月，杜预注认为：昭公八年的记载当从《经》，《左传》时间有误，而十三年的记载当从《传》，《春秋》时间有误。这种解释显然不具有说服力，我们认为《春秋》《左传》对楚国同一史事之记载前后之所以会相差一个月，是因为二者所据之历法不同。《春秋》为鲁史，记事自然用的是周历，周历一月当夏正十一月；《左传》注释《春秋》的这两条记录则是直接采自楚国史书，纪时当用楚历，楚历一月与殷历同，为夏正十月。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岁》篇记载了楚历十二月名。研究表明，这个版本的《日书》在使用时应是据楚历，故专门设置了一篇秦、楚月名对照表及昼夜长短分度。据秦、楚月名对照表推算，楚历正月即冬夕之月，当夏正十月，接下来的楚历二月即屈夕之月，正好是夏历十一月，即周正建子之月，因为昼夜长短分度显示此时“日五夕十一”，即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时候，也就是冬至所在之月。另外，清华简《筮法》篇，为战国时期楚人占筮所用专书，其第二十四节“卦位图、人身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幅《易》图。图画最内圈以人身各部位对应八经卦，次外圈为八卦方位图，最外圈则是说明性文字。《筮法》八卦方位图与《周易》八卦方位基本一致，即以坎、离、震、兑四正卦对应四时、四方。不同的是，《筮法》离卦作“罗”，对应冬季、北方，坎卦作“劳”，对应夏季、南方，与《周易》正好相反。廖名春先生认为，《筮法》的“罗”卦有罗致、包罗之义，可训为“藏”，“劳”卦则有劳作义。震、劳、兑、罗四卦，与最外圈“司雷”“司树”“司收”“司藏”的说明性文字正好一一对应，其实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筮法》八卦方位图于乾、罗至巽、劳之间，其实暗含了一条隔线，若以四正卦对应四时，则位于罗、劳二卦之前的这条隔线，恰好穿过季春、季秋两个时间点，正当大火星昏见与昏伏、晨见之时。

　　楚历沿袭殷历之传统，有其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渊源。从族源上看，商人与楚人之先祖同属一个部族集团。史载商人为帝喾高辛氏之后裔，楚人则是颛顼高阳氏之后裔，而“高辛于颛顼为族子”。据徐旭生之“三集团”说，商人出于东夷集团，楚人则出于苗蛮集团，而苗蛮集团乃是从东夷集团分化出来的，后迁徙至江、汉一带，为楚之先。正是因为有着相同的族源，故楚人深受殷商文化之影响。考古发现的湖北盘龙城遗址和江西吴城遗址，就说明殷商青铜文化深刻影响了江、汉一带。进入周代，江、汉流域仍然有着很深的殷商文化认同，故武王克商之后，周人对这一带的控制一直都不牢固。三监之乱爆发，东方和南方很多殷商旧部参与叛乱。周公东征虽然短暂地维持了稳定，但不久动乱又发生，昭王南征荆楚失败，“卒于江上”，其后的穆王、厉王、宣王之时，动乱不断，周王室疲于镇压，一直持续到西周灭亡。到了春秋时期，楚人仍以蛮夷自居，而中原各国亦贬之为蛮夷。春秋以后，楚人才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周文化圈，但楚文化当中的殷商传统始终未断。

　　自颛顼氏“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以来，黎之后裔即楚人之先祖世代为“火正”，有“祝融”之称。到了周代，因使用更加精密的四时历，改由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火正”之职为“司徒”所取代。秦汉以后，人们对“火正”的记忆已较为模糊，故《史记·楚世家》谓“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太史公自序》则记“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关于是“火正”还是“北正”的问题，或曰古文“火”字与“北”相似，故为“北正”之讹，或曰当以“火正”为是。今从清华简《筮法》篇“卦位图”来看，作“火正”和“北正”皆是正确的。“卦位图”以离（罗）卦居北方，《周易》离卦即代表火，从“以火纪时”的角度说，《筮法》卦位图离（罗）卦前面的位置，正是指示大火星晨见即楚历岁首的时间点，可见“火正”与“北正”指的其实是一回事。司马迁著《史记》之时，所据之史料应是相当丰富的，记载“重黎之事”的先秦史料中，盖有作“火正”者，亦有作“北正”者，故“火正”或“北正”并非太史公之笔误，而是其尊重史源，如实记录的结果。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王阳明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