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口传文化以方言为载体，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形式。陕西方言口传文化遗产典藏与综合研究，既不同于民俗学界的研究，又有别于过去的方言调查，是一种集立体保护、经典典藏、综合研究于一体的全新的研究范式。由邢向东教授主持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二期重大专项“陕西方言口传文化遗产典藏与综合研究”于2020年8月立项，2024年4月验收。以下3篇文章为该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

陕南地区方言口传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柯西钢 韩晓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移民历史，陕南地区方言呈现明显的多方言交融特征，存在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语等多种方言成分。各种方言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目前仍处在变化发展之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混合性。在成分丰富、交融复杂的方言环境中，陕南地区也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方言口传文化遗产，例如汉调桄桄、紫阳民歌、旬阳民歌、镇安渔鼓、商南孝歌等，形式多样、特色鲜明。这些口传文化无一不体现出显著的多方言杂糅特征，并和当地方言口语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因为文化传承大环境的制约和自身创新的不足，目前这些口传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极度萎缩的窘境，很多濒临消亡，急需多模态采录保存、全方位研究、多形式普及，以推动传承和保护。

　　多元语言文化特征

　　一方面，在陕南地区，无论是地方戏曲还是地方民歌，唱词还是念白，都表现出多方言交融特征。以汉调桄桄为例，这种戏曲系明万历年间“西秦腔”传入汉中地区后，和当地的方言、民俗、民间音乐相结合，约于清乾隆年间形成的梆子声腔剧种，距今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传入汉中地区后，秦腔的基础方言关中话与当地方言西南官话交融共生，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混合性语言特征，大量的西南官话和关中方言的语言特征都在戏曲中有所表现。

　　再以紫阳民歌为例，演唱时使用的紫阳方言，是典型的西南官话。由于地处安康腹地，县境内分布大量清代由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涌入的南方地区移民后代，故民歌中也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江淮官话等南方方言的特点。

　　另一方面，口传文化和方言口语也在陕南地区表现出语言特征发展演变的不平衡。如，表示“小孩子”，汉中方言中多用“娃子”或“娃儿”，但汉调桄桄唱词中多用“娃”，保留着关中方言的特征。又如，表示“小”，关中方言用“碎”，如碎娃、碎女子、碎大（排行最小的叔父）、碎窟窿。汉中方言则很少用“碎”，多用“小”，例如：小娃（子）、女娃（子）、小（幺）叔。汉调桄桄中“碎”出现的次数和使用的频率明显高于汉中口语。如，“我把你个碎崽娃！你今天把妈打扎了！”（《陈兴打娘》）

　　除了方言特征的交融，文化的交融现象也存在于陕南口传文化中。陕南地处我国南北过渡地带，文化上既与毗邻的湖北、四川相近，又与关中地区、中原地区相关联。以地理特征的表现为例，陕南口传文化中有大量反映秦巴山区“谷深岭峭”环境的民歌、曲艺。紫阳民歌中有《隔山隔水隔重崖》《燕子难飞九重崖》，旬阳民歌有《郎在高山唱》等，都反映出山区道路的曲折艰险。紫阳民歌中独具特色的“报路歌”，是一种在山区陡峭多变、复杂难行的“毛毛路”通行时，前面的人通过歌唱报告路况，指挥后面的人行进的歌曲。

　　饮食文化、节令文化、婚丧文化等也都反映出南北交融的特征。陕南地区雨量丰富，闷热潮湿，故当地人偏爱酸爽开胃的食物，有“三天不吃酸，腿杆打闪闪”的说法，故“浆水菜”“菜豆腐”等酸性饮食在口传文化中多有出现。又如，商南孝歌，因在白事活动中的特殊性，保留了大量的相关词汇，将演唱孝歌之人称为“歌师傅、歌郎”，主办白事之家称为“孝家”，将逝者称为“亡人”，还有很多关于丧葬用品、阎罗地府的特色表达也是如此。如：“手拿着这香纸来吊孝，亡人他就上了奈何桥。”（《游十殿》）

　　保护和传承的路径

　　在城市文明扩张、语言融合加强、娱乐形式多样的背景下，陕南方言口传文化的生存状态受到冲击，面临着多重困境。具体有以下表现。

　　口传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不断流失。这里的土壤包括孕育环境和传承主体两大类。一是孕育环境。例如，汉江河道航运功能的消失，使号子这一重要民歌形式失去了原始土壤，还有婚事时的哭嫁歌、传统节日的花鼓子等，都随着现代人对传统民俗的淡薄而不断地弃繁从简，这些文化形式愈发难觅踪影。二是传承主体。如，商南孝歌，这种特殊的文化形式主要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而乡村人口的锐减造成了文化空心的境遇，加之孝歌表演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性，导致年轻一代了无兴趣，加大了传承的难度。

　　口传文化自我更新的速度明显滞后。地方戏曲、民间曲艺等口传文化形式秉承传统，题材、形式等更新缓慢，加之是以方言为载体，让受现代审美观念影响的年轻群体感觉不合时宜，跟不上艺术需求的发展。如，镇安渔鼓因受人们观念和认识所限，除部分精彩旋律和唱段被创作花鼓音乐采用外，其余大部分内容，包括表演技巧、乐器制作工艺、演奏鼓谱、传统曲目脚本等，创新甚少，早已无人继承，即将失传。

　　口传文化学术研究的成果产出缓慢。文本整理是传承的首要条件，理论研究是传承的重要基础。目前，关于陕南方言口传文化的文字记载和正式出版物数量不多，大部分的篇目保留在表演者的记忆或者手抄本中。口传文化理论研究，尤其是语言、文化、音乐等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非常欠缺，远比不上陕北和关中口传文化的研究，无法有效支撑口传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针对以上困境，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陕南方言口传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开展多模态采录，加强方言口传文化的整理与研究。依托专业力量，在田野调查和深度挖掘的基础上，采用“文本记录+音视频摄录”的方式开展原生态多模态采录整理，建立起陕南方言口传文化的文本、数据库、多媒体三位一体成果库，并基于方言差异开展比较研究，抢救性发掘和保护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口传文化遗产。

　　开展多形式培训，培养传承者的文化素养和专业使命。与高等院校等的艺术研究、培训机构联合研讨制定非遗培训保护的长效机制，优化传承人的培养方式：开展公益性口传文化技能培训、组织进行公益性演出；开展“进校园进课堂”活动，将口传文化纳入中小学课程，加强对青少年的兴趣培养；在各类培训中发掘“非遗青苗”，培养下一代方言口传文化传承者。

　　开展活化实践，丰富传播形式，推动传承的社会化和商业化。一是注重开展口传文化传唱的活化实践，包括传唱形式的更新及传播载体的丰富；二是加强口传文化的创作实践，把原生态形式与演绎创新相结合，开展口传文化改编，提高其在年轻群体中的接受力和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加大各种口传文化形式的商业开发力度，通过文旅融合来推动口传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项目“陕西方言口传文化遗产典藏与综合研究”（YB2003C003A）、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陕西方言地图集”（18BYY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北濒危方言口传文化的记录和保存

高峰 曹旭

　　方言口传文化是以方言为载体、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代际传承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形式。陕北方言口传文化以陕北方言为载体，流传于陕西榆林、延安两市的民间，主要包括俗语、童谣、民间故事与传说、练子嘴、民间小戏、说书、民歌等。它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语言艺术，更是陕北人最真实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的总结，反映出信仰文化、生产文化、礼仪文化等的印迹，是陕北文化的根基之一。

　　2020—2023年间，语保工程研究应用类专项“陕西方言口传文化遗产典藏与综合研究”项目组在语保中心指导下，对陕北方言口传文化做了全面调查，对部分濒危种类做了深入挖掘。项目组践行“方言文化保护”理念，在调查实践中探讨新时期方言口传文化调查研究的新范式，形成了将数字化手段、文本转写与方言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取得的系列成果为后续开发利用做好了准备。

　　陕北方言口传文化遗产的现状

　　陕北方言口传文化遗产目前的存续状态，可分为良好、一般、濒危和消失四种情况。存续状态良好的，如陕北民歌（传统老秧歌除外）、陕北说书（靠山老调说书、琵琶说书除外）、榆林小曲，因为政府支持力度大、全民参与度高，书面及音视频资料丰富，传承人多，传唱度高，传承状况良好。一般的如方言俗语，因为活跃在老百姓的日常口语中，现在仍大量存在，但年轻一代口语中出现了材料衰退的迹象。已经消失的，如延安宝塔区琵琶说书与练子嘴。其他形式则属于濒危类，存在程度不等的濒危表现。项目组确定了亟须保护的9种濒危方言口传文化品种：民间小戏有府谷二人台、定边皮影道情戏、清涧道情；民间曲艺有吴起靠山老调说书、延长曲颈琵琶说书、子洲练子嘴；民歌和民间歌舞有榆林保宁堡秧歌、子洲老秧歌、清涧和子长伞头秧歌。

　　对标《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5）中“世界文化遗产濒危的标准”，部分陕北方言口传文化形式的濒危表现如下。

　　材料严重衰退。陕北方言口传文化的材料衰退，主要表现为实际演出内容的衰减。比如，吴起靠山老调说书、延长曲颈琵琶说书的文字材料、音视频材料匮乏，演出内容衰减。陕北说书靠师徒口口相传。现有的书面材料多是近年来当地文化人整理而成，曹伯植《靠山调》根据吴起靠山老调说书唯一的传承人王光忠的表演，实录了两部全本《还魂记》《五牛分尸》和两个长篇，而延长曲颈琵琶说书的文字材料极少，全本和长篇的文字材料处于空白状态。这两种口传形式现在各有一位传承人，可以完整地演唱整本长篇书目。据延长曲颈琵琶说书传承人刘忠元介绍，他的师父是第三代说书人刘续旺，能说约百部书，说400多晚内容都不会重复。他自己只能说20余部书，大约能说80个晚上，跟他学习的几位业余爱好者只能说几个片段。说书的书目数量递减，传承出现断层，材料的严重衰退不可避免。清涧道情和府谷二人台的剧目文字材料丰富，看似人人会哼唱，其实是表面繁荣，内涵正逐渐消失。以清涧道情为例，全县11个道情班子能够表演的全本戏只有《十万金》和《牡丹亭》两本，且表演质量堪忧。其他都是些零碎唱段，多为两三句唱词，辅以无实义的衬词。与全盛时期丰富的剧目相比，演出内容严重衰减。

　　结构严重衰退。以陕北老秧歌为例，其演出程式的减少属于结构的衰退，同时伴随着文化意义的缺失。陕北秧歌分为老秧歌和新秧歌。老秧歌有一系列固定的程式：谒庙、排门子、打彩门、转九曲等，每个程序都有伞头演唱，都有各自的文化意义。“谒庙”就是到寺庙、道观给神唱秧歌，颂神、酬神。“排门子”是秧歌队去村民家表演秧歌送祝福。“打彩门”是迎接外村秧歌队进村的仪式，两队秧歌在彩门前斗歌斗舞。“转九曲”是转九曲灯阵时，伞头领唱秧歌，颂神并祈求神的护佑。新秧歌只保留了排门子程式，演唱内容大量减少，同时加大了舞蹈表演成分，演变为巡游或广场演出。陕北老秧歌已经式微，新秧歌各县都有。神木、府谷、绥德等县只有新秧歌；米脂、子洲保留了谒庙、排门子、转九曲，没有打彩门；清涧、子长、延川保留谒庙、排门子、打彩门，不过转九曲秧歌较少见。每减少一个程式，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也随之丢失。

　　陕北濒危方言口传文化遗产的保存

　　针对陕北方言口传文化不同的濒危程度与濒危表现，项目组采取了三种不同措施，以求最大限度地抢救和保护珍贵的方言口传文化遗产。

　　“抢救保存”是传承人为个位数、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与时间赛跑，在濒危种类消失前做好记录、摄录等保存工作。如延长曲颈琵琶说书、吴起靠山老调说书、定边皮影道情戏，都靠口耳相传，文字材料少，仅存一位非遗传承人，传承的情况很不乐观。2022年调查时延长曲颈琵琶说书还有两位传承人，2023年摄录时就只剩一位传承人可以表演了。随着传承人的年岁增大或离世，他们保留的传统技艺和曲目、剧目都将消失。针对这种情况，项目组采取“抢救保存”的方法，摄录了经典的全本和小段，然后根据视频逐字逐句转写并整理成文稿。

　　“挖掘保存”是文字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方言口传文化散落在民间，需要经过实地调查整理来挖掘相关材料。如子洲练子嘴，传统的段子没有集结成册的文字材料，全凭艺人们有限的零散的记忆。对此，项目组及时挖掘，调查整理出传统的经典练子嘴16段，交给两名说书艺人熟悉后进行摄录。清涧伞头秧歌也是通过对伞头艺人王建东、曹宏信等人的深度访谈，挖掘出原生态形式的结构和细节，重建了秧歌表演的各个环节，之后进行了专场拍摄。

　　“恢复保存”是在文字材料较为丰富但存续状态濒危的情况下，有材料可寻，采取恢复经典曲目的措施。恢复经典曲目可以给濒危方言口传文化带来新生，同时加强传承人的培养和交流，使传承和保护取得立竿见影之效。

　　清涧道情和府谷二人台都是这种情况。在清涧，项目组前期与非遗传承人座谈，走访了全县11个道情班子。并主动与清涧县文化馆合作，邀请当地的道情专家、创作者、剧团演艺人员共同研讨，遵循“恢复传统曲目、保持传统面貌”的原则，选定了经典剧目。研讨会后，选取民间道情剧团集中排练一个多月，恢复了四部传统剧《十万金》《闹书馆》《刘全进北瓜》《牡丹亭》。府谷二人台则是由府谷县文化馆组织，恢复排练了《打秋千》《五哥放羊》《走西口》等9部经典小戏。项目组分别进行了摄录，留下了宝贵的视频资料。

　　（本文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项目“陕西方言口传文化遗产典藏与综合研究”（YB2003C003A）、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重大项目“榆林方言文化典藏”（SXZC2023-FW-14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关中民间小戏的方言口传文化价值

韩承红

　　民间小戏是指由民间集体创作，集口头说唱与舞台表演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关中民间小戏有碗碗腔、弦板腔、线腔、阿宫腔、老腔、跳戏等，与秦腔、眉户等大戏相比，因其最接地气而受到普通民众喜爱，其中原汁原味的地域文化元素具有很高的方言口传文化研究价值。

　　关中民间小戏的基本特点

　　“要知世上，先看戏上”，这则关中谚语说明戏曲和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关中民间小戏具有深厚的历史积累、精湛的表演艺术。其主要特点如下。

　　艺术特征突出。华县皮影戏的东府碗碗腔、千阳灯盏头碗碗腔皮影戏的西府碗碗腔、合阳提线木偶戏的线腔以及乾县弦板腔、富平阿宫腔等有自己独特的唱腔结构，伴奏乐器中的碗碗铃、灯盏头、皮弦胡等独具特色。此外，皮影、木偶的制作和表演艺术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华县皮影戏、合阳提线木偶戏、华阴老腔等均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灯盏头碗碗腔皮影戏、弦板腔、阿宫腔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华县皮影戏民间艺人近年来频频亮相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以及中亚峰会等重要活动，产生较大影响。

　　演出团队精干。民间小戏的舞台道具简易、演出团队精干、表演价格低廉，在民间扎下牢固的根基。如，华县皮影戏班社由五六人组成，又称“五人忙”，每人都身兼多职，完成小戏的演唱、皮影操作、乐器伴奏等各个环节，其中“前声”一人表演剧中生旦净丑各种角色，还要演奏月琴、手锣、干鼓和堂鼓，对表演功力的要求很高；合阳提线木偶戏早期民间班社的装备被称为“靴子箱”“一笼社”，意为箱衣设备可以像靴子或笼一样提上便走。

　　地域特色鲜明。关中民间小戏的结社方式主要是民间班社，小戏的艺人都是农闲唱戏，农忙种地，亦农亦艺，深知民间的喜乐哀愁，受到民众的欢迎，其表演中保留了地道纯正方言口传文化特色。关中谚语“同州影子合阳线，二华曲子赛乱弹”，就概括了民间小戏的地域分布和价值，“影子”是皮影戏，“线”指提线木偶戏，“乱弹”指“秦腔”。

　　剧目影响较大。关中小戏剧目有较高艺术水平，如清代著名剧作家李芳桂专为碗碗腔皮影戏创作了著名的“十大本”剧目，故事曲折离奇，内容以古喻今，人物血肉丰满，语言雅俗共赏，其中的《火焰驹》《谢瑶环》《春秋配》《白玉钿》等还被秦腔、京剧、豫剧等剧种改编，在中国戏剧史上有很大影响。此外，清末民初合阳著名民间艺人六八儿（真名王武汉）创作的提线木偶戏剧目也在省内外有很高声望。

　　关中民间小戏的

　　综合文化价值

　　保留当地方言特征。关中方言由东向西分为中原官话汾河片、中原官话关中片、中原官话秦陇片，本项目调查的合阳提线木偶戏、华县皮影戏和灯盏头碗碗腔皮影戏分属这三个方言片。关中地方特色的方言词、古语词、俗语的使用，给小戏增添了特殊魅力，让观众产生共鸣。

　　合阳提线木偶戏有一种极富特色的“捎戏”，结构短小，剧情简单，语言风趣活泼。这种形式来自昔日线戏班社演出“一本圈三折”的习俗，即本戏演完还要加演几折小戏，也就是“捎带表演”的意思。“捎戏”中有大量的方言口语，有些戏名巧妙地使用了方言词。如《董烂子卖妈》《稀诧熬娘家》等。关中方言中，“湩烂子”指“闯祸、捅娄子”，而这出戏的主角就是一个不务正业、嗜赌成性浪荡子，作者给其谐音取名“董烂子”。这个剧名先声夺人，加之剧情的曲折起伏、人物语言的风趣幽默使其成为“捎戏”的经典。《稀诧熬娘家》剧名特点类似，剧中的丑旦稀诧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她一年到头喜欢住在娘家，由此和哥嫂产生了矛盾冲突。关中方言中“稀诧”是“稀罕，少见”之义，“熬娘家”是在娘家小住，像剧中这样“正月熬到十月底，还说两个月没熬过”的女儿实为少见，取名“稀诧”既风趣又点明主题，非常巧妙和独特。此外《尧婆害娃》《刘二熬活》《王眯眼办婆娘》等戏名中，方言词“尧婆”“熬活”“办婆娘”的使用也都生动形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体现民俗文化要素。关中民间小戏的语言表现了民间的饮食、服饰、祭祀、节庆等各种风俗，是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如，合阳提线木偶戏中对当地自古至今沿用的婚丧筵席习俗进行了描写。

　　合阳红白喜事的席面分为三个步骤：客人上桌时摆好的叫作碟场，由荤素凉菜组成，这就是“九起十三花”，九起是摆成“三三见九”状的九盘菜，十三花是在此基础上增加四样糕点或水果，摆放在四角。接下来从全家福开始上十几道热菜，叫作酒菜。接下来是饭菜，由条子肉、辣子肉、蔬菜等组成的六到八道菜，包括一品豆腐，加上圆馍、馄饨、面条等。

　　此外，华县皮影戏《虎皮传》里农家“麦饭”，“蓝田匠人做下的好家具”等，都从某一个角度反映了关中的民间风俗。

　　关中民间小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蕴含着宝贵的地域文化资源，其中方言的固化和沿用弥足珍贵。“陕西方言口传文化遗产典藏与综合研究”项目在调查中发现，包括国家级非遗项目在内的多数关中地方小戏，都存在后继乏人、市场萎缩、生存濒危的状况，有些非遗项目甚至无法组起一台戏的表演。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语言资源保护背景下，开展方言口传文化的研究和保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社会价值。

　　（本文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项目“陕西方言口传文化遗产典藏与综合研究” （YB2003C003A）、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重点扶持项目“新文科背景下中国语言文学发展研究”（0501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