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以来，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学科已经历百年发展历程。从学科发展成熟度来看，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性与科学性不断提升，从最初的单一学科朝着交叉学科方向发展，在与其他学科交融对话中促进新的范式创新。

　　国际关系的知识积累与学科建设深受国际形势影响。作为一门探求世界秩序规律的学科，其研究焦点时常随着全球政治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变换。整体而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三大关键节点。第一个关键节点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该阶段的国际关系研究重心在欧洲。欧洲大国之间的纵横纷争为国际关系史、国际法与国际战略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形成了对均势原则的普遍共识。当欧洲经历惨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反思均势政治的局限，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国际关系学的理想主义色彩较为突出。但在爱德华·卡尔的激烈批判下，现实主义理论开始占据上风。基于1648年以来的主权分立原则，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间互动受实力政治逻辑支配。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便是该时期的集大成之作，将欧陆地缘政治传统带到了北美学界。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冷战终结，国际体系结构发生颠覆性变化。冷战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意识形态大对抗，美苏两大阵营构成的二元格局日趋稳定，肯尼斯·沃尔兹等学者则以科学化方法将国际关系理论“结构化”，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布成为关键变量。随着20世纪80年代僵化的冷战格局出现分化与松动，新自由制度主义、全球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理论与建构主义开始崛起，它们共同呈现出国际关系现实的多元性与非结构性进程。冷战以苏联解体的方式终结，和平演变与价值观革命的重要性凸显。在此背景下，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成为研究主流。

　　第三个关键节点是中国崛起，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兴起。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在欧美文明内部流转，那么中国的崛起就让国际关系具有了“全球”意义，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北京奥运会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日益呼吁引入非西方经验，完善国际关系研究。阿米塔夫·阿查亚呼吁建立“全球国际关系”，亚历山大·温特提出“量子国际关系”，中国学者提出“关系主义”与“道义现实主义”，都是对日趋复杂世界的回应与新探索。当今的国际关系早已超越主权范围，在次国家层面、超国家层面涌现出大量需要研究的新现象。例如，日本与德国长期非安全化、欧盟治理的多层次化、跨边界的族群身份认同、没有对手的北约不断扩张、全球气候治理的网络联结、国际规范的地方化改造，都使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面临全新局面。

　　面向未来的国际关系一级学科能否建立，取决于该学科是否具备服务全人类的知识合法性。一方面，一级学科要解决与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为人类知识结构补充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一级学科要有充足的次级学科为支撑，能够形成一定的“学科家族”，构成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国际关系学科的逻辑起点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它建立在主权分立基础之上，提供了主权边界之外的新知识，这种新知识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首先，国际关系学科具有独立性，与其他学科相互补充。尽管心理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不断被纳入国际研究议程，但这些传统学科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界限：国家之间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市场与思想市场。历史学可以在主权范围之内对政治过程记录给予连贯一致的解释，但是放到国家与国家的层面，历史学就不得不考虑“无政府性”在国际关系史中的特殊意义。同样，心理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更多在于方法与思维，而不是研究内容。传统心理学家通过招募普通民众或对动物进行实验，揭示生理与心理的变化规律。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无法将政治决策者作为实验对象，国际政治心理学受主权原则约束大多只能进行间接研究，这种研究建立在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而不是完全借鉴与移植心理学知识。

　　其次，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具有丰富性，但交叉学科不等于多学科叠加。有观点认为，国际问题研究并非一门独立学科，因为它从不同学科借鉴了很多知识框架，甚至建议让国际关系课堂变成名副其实的“大拼盘”，请经济学学者讲授国际经济，让军事学家讲授国际战略，让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讲授区域国别课程，让历史学学者讲授国际关系史等。这样的提议看起来似乎可以实现资源最优化组合，但最终可能培养出“四不像”的学生，或者导致授课知识碎片化与分割化。实际上，学科发展的交叉性（兼容度高）并不必然降低其学科独立性（自主程度高）。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原本就是相互借鉴的，很多学科都有同一个知识起源。交叉学科犹如一部接口很多的电子产品，可以与不同产品系统兼容，但并不降低其单独使用的效能。因此，国际关系学科的交叉性并不必然会削弱其独立性。

　　再次，国际关系学科的“国家属性”虚化，研究层次呈现转移趋势。近年来，学术界主张打开国内政治的“黑箱”、洞悉人性与心理的微观基础、考察话语叙事与本体性安全，这些都代表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层次回落”。同时，全球政治经济学不再简单关注主权国家间关系，资本货币联盟、全球价值链、超大型经贸集团与非政府组织都超越了主权边界；世界政治学关注超区域层次的文明互动、制度与观念竞争以及权力流动网络，这些则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层次上移”。随着移民火星或登陆月球计划被主要大国提上战略议程，甚至有学者提出研究“星际政治学”以及人类未来学，将目光投向深邃未知的宇宙空间。当前，在西方国家的部分一流高校，国际关系学已经不再被纳入政治学范围，而是成为一门关注全球事务、国际发展、和平建设、“人的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后现代化学科。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在转向世界政治研究。世界秩序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它放宽了国家主权约束，关注人类社会的三大领域：世界经济市场、世界政治市场与世界思想市场。世界政治研究并非要取代传统国际关系范式，而是将次国家、超国家与非国家元素带入进来，从根本上重新找回“人”的元素。以人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研究，更突出超国家与次国家的“能动性”，主权边界之外的事务不仅是“国际事务”，也是“全球事务”“世界事务”或“文明事务”。迄今存在的人类共同体多种多样，例如婚姻、家庭、阶级、集团、政党、国家、国际组织或世界联盟等，均受思想观念、物质资源与制度规则约束。世界政治研究认为，拥有物质资源的行动者（个体或团体）如何看待彼此，将塑造出资源与制度整合的不同形态。纵观国际关系史，竞争性的世界大战与价值观和平演变，都没有解决异质性文明（理念）的整合问题。如今，中国和平崛起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步，世界政治研究需要对中国与世界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新的答案。

　　理解全球主权国家间的互动网络，离不开交叉学科视角。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的学问，可以跳出人类视角观察世界规律。但社会科学是“人研究人”的学问，不可能跳出自我意识与人类视角。世界政治或国际事务研究的起点具有特殊性，关注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异质化，这就导致政治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政治心理也不同于大众心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事务研究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挑战，世界政治研究需回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性”理念——共同面对问题、共同出谋划策、解决成果由参与者共同享用，适当拓展国际关系学科的内涵与边界。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需求，研究者犹如在浓雾笼罩的夜晚前行，只有善于找到学科建设的灯光，才能谦逊走完未知的求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