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以来,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学科已经历百年发展历程。从学科发展成熟度来看,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性与科学性不断提升,从最初的单一学科朝着交叉学科方向发展,在与其他学科交融对话中促进新的范式创新。
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关键节点
国际关系的知识积累与学科建设深受国际形势影响。作为一门探求世界秩序规律的学科,其研究焦点时常随着全球政治权力的转移而发生变换。整体而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三大关键节点。第一个关键节点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该阶段的国际关系研究重心在欧洲。欧洲大国之间的纵横纷争为国际关系史、国际法与国际战略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形成了对均势原则的普遍共识。当欧洲经历惨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反思均势政治的局限,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国际关系学的理想主义色彩较为突出。但在爱德华·卡尔的激烈批判下,现实主义理论开始占据上风。基于1648年以来的主权分立原则,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间互动受实力政治逻辑支配。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便是该时期的集大成之作,将欧陆地缘政治传统带到了北美学界。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冷战终结,国际体系结构发生颠覆性变化。冷战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意识形态大对抗,美苏两大阵营构成的二元格局日趋稳定,肯尼斯·沃尔兹等学者则以科学化方法将国际关系理论“结构化”,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布成为关键变量。随着20世纪80年代僵化的冷战格局出现分化与松动,新自由制度主义、全球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理论与建构主义开始崛起,它们共同呈现出国际关系现实的多元性与非结构性进程。冷战以苏联解体的方式终结,和平演变与价值观革命的重要性凸显。在此背景下,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成为研究主流。
第三个关键节点是中国崛起,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兴起。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在欧美文明内部流转,那么中国的崛起就让国际关系具有了“全球”意义,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北京奥运会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日益呼吁引入非西方经验,完善国际关系研究。阿米塔夫·阿查亚呼吁建立“全球国际关系”,亚历山大·温特提出“量子国际关系”,中国学者提出“关系主义”与“道义现实主义”,都是对日趋复杂世界的回应与新探索。当今的国际关系早已超越主权范围,在次国家层面、超国家层面涌现出大量需要研究的新现象。例如,日本与德国长期非安全化、欧盟治理的多层次化、跨边界的族群身份认同、没有对手的北约不断扩张、全球气候治理的网络联结、国际规范的地方化改造,都使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面临全新局面。
为人类知识结构补充新的视角
面向未来的国际关系一级学科能否建立,取决于该学科是否具备服务全人类的知识合法性。一方面,一级学科要解决与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为人类知识结构补充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一级学科要有充足的次级学科为支撑,能够形成一定的“学科家族”,构成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国际关系学科的逻辑起点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它建立在主权分立基础之上,提供了主权边界之外的新知识,这种新知识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首先,国际关系学科具有独立性,与其他学科相互补充。尽管心理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不断被纳入国际研究议程,但这些传统学科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界限:国家之间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市场与思想市场。历史学可以在主权范围之内对政治过程记录给予连贯一致的解释,但是放到国家与国家的层面,历史学就不得不考虑“无政府性”在国际关系史中的特殊意义。同样,心理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更多在于方法与思维,而不是研究内容。传统心理学家通过招募普通民众或对动物进行实验,揭示生理与心理的变化规律。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无法将政治决策者作为实验对象,国际政治心理学受主权原则约束大多只能进行间接研究,这种研究建立在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而不是完全借鉴与移植心理学知识。
其次,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具有丰富性,但交叉学科不等于多学科叠加。有观点认为,国际问题研究并非一门独立学科,因为它从不同学科借鉴了很多知识框架,甚至建议让国际关系课堂变成名副其实的“大拼盘”,请经济学学者讲授国际经济,让军事学家讲授国际战略,让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讲授区域国别课程,让历史学学者讲授国际关系史等。这样的提议看起来似乎可以实现资源最优化组合,但最终可能培养出“四不像”的学生,或者导致授课知识碎片化与分割化。实际上,学科发展的交叉性(兼容度高)并不必然降低其学科独立性(自主程度高)。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原本就是相互借鉴的,很多学科都有同一个知识起源。交叉学科犹如一部接口很多的电子产品,可以与不同产品系统兼容,但并不降低其单独使用的效能。因此,国际关系学科的交叉性并不必然会削弱其独立性。
再次,国际关系学科的“国家属性”虚化,研究层次呈现转移趋势。近年来,学术界主张打开国内政治的“黑箱”、洞悉人性与心理的微观基础、考察话语叙事与本体性安全,这些都代表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层次回落”。同时,全球政治经济学不再简单关注主权国家间关系,资本货币联盟、全球价值链、超大型经贸集团与非政府组织都超越了主权边界;世界政治学关注超区域层次的文明互动、制度与观念竞争以及权力流动网络,这些则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层次上移”。随着移民火星或登陆月球计划被主要大国提上战略议程,甚至有学者提出研究“星际政治学”以及人类未来学,将目光投向深邃未知的宇宙空间。当前,在西方国家的部分一流高校,国际关系学已经不再被纳入政治学范围,而是成为一门关注全球事务、国际发展、和平建设、“人的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后现代化学科。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国际关系研究正在转向世界政治研究。世界秩序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它放宽了国家主权约束,关注人类社会的三大领域:世界经济市场、世界政治市场与世界思想市场。世界政治研究并非要取代传统国际关系范式,而是将次国家、超国家与非国家元素带入进来,从根本上重新找回“人”的元素。以人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研究,更突出超国家与次国家的“能动性”,主权边界之外的事务不仅是“国际事务”,也是“全球事务”“世界事务”或“文明事务”。迄今存在的人类共同体多种多样,例如婚姻、家庭、阶级、集团、政党、国家、国际组织或世界联盟等,均受思想观念、物质资源与制度规则约束。世界政治研究认为,拥有物质资源的行动者(个体或团体)如何看待彼此,将塑造出资源与制度整合的不同形态。纵观国际关系史,竞争性的世界大战与价值观和平演变,都没有解决异质性文明(理念)的整合问题。如今,中国和平崛起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步,世界政治研究需要对中国与世界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新的答案。
理解全球主权国家间的互动网络,离不开交叉学科视角。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的学问,可以跳出人类视角观察世界规律。但社会科学是“人研究人”的学问,不可能跳出自我意识与人类视角。世界政治或国际事务研究的起点具有特殊性,关注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异质化,这就导致政治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政治心理也不同于大众心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事务研究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挑战,世界政治研究需回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性”理念——共同面对问题、共同出谋划策、解决成果由参与者共同享用,适当拓展国际关系学科的内涵与边界。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需求,研究者犹如在浓雾笼罩的夜晚前行,只有善于找到学科建设的灯光,才能谦逊走完未知的求真之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21&ZD17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