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盛世修文。历史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脉所在，必然是盛世修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之需下，“盛世修文”也提示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内修”，做好历史典籍的保存、修缮及赓续，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外修”，加强历史典籍的外译与国际传播。

　　《洛阳伽蓝记》及其文化价值

　　《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是中国古代佛教史籍，是东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抚军司马杨衒之重游洛阳，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概况历史变迁写作的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事类笔记，成书于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 “伽蓝”为梵语，意指僧院，全书共五卷，以北魏佛教的兴衰为线索，记录了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人物、历史事件、地理外交、市井民风、志怪轶闻等。该书与郦道元的《水经注》并称北朝文学双璧。

　　首先，《洛阳伽蓝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一，该书“因地叙事，以地系史”，书中对人物书信、歌谣民谚、诗词歌赋及石刻碑铭等的考订与征引，在多处填补了正史的缺漏。其二，杨衒之详尽记录了北魏洛阳城的寺庙布局和建筑风格，反映出当时的城市结构与空间利用等建筑实践，以及佛教建筑如何与城市发展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古代城市建筑规划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视角。

　　其次，《洛阳伽蓝记》的文学造诣颇深。在写作内容上，“一座寺塔的历史，往往就是一段人际关系的变化史、一部社会政情的变迁史”。作为一部佛教文献，它超越了单纯的宗教记载，通过对洛阳城及其佛寺的详尽描绘，展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貌和政治历史背景。在写作技巧上，杨衒之的笔法细腻，同时能够在描述中融入个人感悟和对时代变迁的反思，使得这部作品在文学上具有较高的叙事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再次，《洛阳伽蓝记》对于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现实意义。该书作为重要的佛教史地文献，其写作背景紧密相关于当时中国与中亚、南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和宗教交流，同时体现了早期佛教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这一古代国际贸易路线进入中国，以及佛教文化在中国本土的接受与融合过程。这一佛教文化在传播和影响方面的共同历史，为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文化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桥梁。该书保存了古代中印交通史的珍贵史料，使我们得以了解六世纪初期的中亚交通，以及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文化交流情况。其中所反映出的文化交融现象，为当代“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化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灵感来源。

　　《洛阳伽蓝记》外译任重道远

　　相较于其他重要典籍，《洛阳伽蓝记》的外译版本寥寥，其对于促进当代共建国家间的文化理解和尊重，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助推作用，尚未能凸显。迄今为止，该书的外译版本仅包括：1）日本学者入矢义高的译注本《洛阳伽蓝记》；2）英国学者詹纳尔（W. J. F. Jenner）的译注本Memories of Loyang: Yang Hsü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 493–534（Clarendon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3）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Wang Yi-t’ung）的评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该版本2007年入选《大中华文库》；4）邱苏伦的泰译本《洛阳伽蓝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该版本为汉泰双语对照，入选《大中华文库》“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对照版第一批。

　　基于对现有译本的考察，研究者普遍认为，《洛阳伽蓝记》外译版本存在如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专业术语层面，佛教用语和古代地理名称的翻译存在不准确之处，可能导致目标读者对相关史实及佛教教义的理解错讹。第二，文化意象层面，若干文化特定元素的意涵未能在翻译过程中被准确传达，导致目标读者的理解偏差。第三，文字风格层面，杨衒之的原作文风精炼兼具古典之美，此种风格在翻译过程中难以完全被复制，尤其是诗性和节奏感的再现，成为翻译中的一大缺失。第四，信息处理层面，译文多有信息省略或简化之处，间接影响到作品的完整性与历史价值的准确传递。

　　综上，《洛阳伽蓝记》的外译现状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外译版本未能凸显其在促进共建国家文化理解和学术交流上的助力作用及价值。此外，针对《洛阳伽蓝记》的翻译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字词、语义、意向等的对等层面，未能将其外译工作放在时代之需下重新定位与思考。

　　创新外译以促进人类文明交流

　　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中国历史上的佛经汉译，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洛阳伽蓝记》作为一部在民俗文化、地缘政治、民族宗教及城市建筑等方面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生诸多交集的重要典籍，推动其外译，无疑会对“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及对构建共建国家命运共同体，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洛阳伽蓝记》由谁翻译？过去我们往往将译本的优劣、乃至译事活动的成功与否，视作译者个人翻译能力的表征，而忽视或忽略了群体、尤其是国家要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典籍外译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发挥《洛阳伽蓝记》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影响，则需从国家翻译能力的视域统筹规划，引入国家主体作为其外译的倡导者、推动者与赞助人。

　　其次，《洛阳伽蓝记》如何翻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并强调，“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典籍承载历史、博大精深，其外译版本是用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极佳载体。不过，讲故事不是随意地述而论之，讲好故事更需要“量体裁衣”，精准传播。以《洛阳伽蓝记》外译为例：第一，讲故事势必要了解读者的喜好。《洛阳伽蓝记》卷帙浩繁，哪些内容需要翻译？翻译中哪些地方需要重点加工？翻译成何种语言？等等，都需要围绕目标读者进行认真考量。因为读者的兴趣，是打通接受与认同的关键一环。第二，讲故事最好能够兼具内外。《洛阳伽蓝记》中既有丰富的中国故事素材，也囊括了共建国家的历史元素，外译时如果能够从融通的视角出发，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既从内部传递出中国色彩，又从外部寻求与共建国家在社会及文化上的联结点，则会实现在传播效度上的更近一步。

　　再次，《洛阳伽蓝记》译给谁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为此，《洛阳伽蓝记》的外译需要实现针对不同读者群体的分众化表达。即，对标专业读者的译本，需要着力凸显原文本中的佛教思想、建筑元素及政治历史事件等内容；而对标大众读者的译本，则需要着力于原文本中的民俗特色、人物故事、地理风貌等内容。与此同时，针对不同读者受众，其翻译版本在文字风格与语言表达的选择等层面，也应有所不同。

　　最后，《洛阳伽蓝记》如何通过译本产生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在对外传播的新形势与新要求下，典籍外译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让中国故事与中国形象真正走出国门，并产生现实影响力？其一，既要丰富内容样式，又要拓宽传播渠道。著名典籍翻译学者董晓波教授认为：典籍内容深奥，一旦推介形式生硬、内容曲高和寡，便难以吸引读者引起共情。在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今天，典籍外译一定要重视且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开展相关宣介活动，特别是用户量巨大的各种短视频平台，根据短视频发布的时长要求，结合典籍自身亮点，做好内容特色、受众喜好与视频时长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其二，充分发挥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智库作用，同时联动国外主流媒体及大型商业出版机构的域外影响力，内外共同发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孤岛’时期文学期刊译介活动与国民教育互动研究（1937-1941）”（19CWW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