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明之间有一条密切联系的纽带，被誉为“人类文化运河”“欧亚大陆动脉”。这条古文明之间的交往之路，被称为丝绸之路，亦称丝路。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将这条路确定为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后又将丝绸之路的终点延伸至罗马。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这条丝路首先在秦汉初具雏形，唐代以后渐趋繁荣，明清时期达到昌盛。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经由陆海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农作物品种传播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起源于农业文明。中国上古先民生活于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这里有沃野千里的平原，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湿润，最适合农业发展，形成中国最早的农耕部落，中国也成为世界农业早期发达的地区之一。从迄今所见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从商代开始，农业生产便已是早期华夏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手段。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作有关的记载不胜枚举，甲骨文中很多涉及国计民生的基本词语的字形均与农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说文》：“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里，居也，从田从土。”《淮南子》载：“炎帝于（作）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此鬼神所以立。”从民间到朝廷，社稷（土谷之神）崇拜与祭祀成为一时风气。周代以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一直坚持以农立国的国策，社稷被视为立邦之本，成为国家的象征。中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延续数千年之久的稳定自足的农耕文明，而中国也是世界上培育农作物品种最多的地区之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作物中有多种起源于中国。

　　丝路农种传播的种类。丝路农种传播是一个交互过程，一则表现为中国农种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二则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农种传入中国。在世界各地区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农种是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国家，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有大量的稻谷、稻根、稻秆等遗存，证明早在7000多年前，我国长江下游的先民已经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稻作农耕技术在距今3000年前后向东传到了朝鲜半岛，渐渐地又传到了日本；向南传至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同时传入印尼、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之后，经过伊朗传到了西亚地区以及非洲北部和欧洲；公元前15—前9世纪传至大洋洲波利尼西亚岛屿，公元前5—前3世纪传入近东，再经巴尔干半岛传入匈牙利（罗马帝国），并于公元前3世纪传入埃及。15世纪末，稻种传到美洲，先是在西印度群岛大力推广，后传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并向西扩展，19世纪传到加利福尼亚州。1580年，拉美地区的哥伦比亚始有稻作栽培，巴西的稻作栽培则始于1761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第二农种为粟。最早发现的人工栽培粟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距今也有数千年之久。遗址中储存粮食的窖穴有80多个，全部为粟。新石器时代，粟由东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地区、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传遍整个欧洲。同时，向东传到朝鲜、日本等地。粟的栽培是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从中国本土向世界传播较晚的是大豆。约在1世纪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间，至迟在13世纪，大豆传入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大豆于1740年传入法国，进而流布欧洲，1765年被引入美国。1876年，中亚的外高加索地区开始种植大豆；1882年，大豆在阿根廷落脚，开启了南美传播模式；1898年，俄国中部和北部推广大豆种植；1857年，大豆传播到非洲。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则可以追溯到1877年；1879年，大豆被引种到澳大利亚。1954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

　　域外农种传入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如大麦、小麦、大麻、蔓菁等，其中小麦的引进产生了最大影响。随着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丝路不断延伸，域外农种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出现了几次高峰时期。一是西汉时期，传入的主要农种有苜蓿、榅桲、胡桃、黄瓜、胡麻、蚕豆、豌豆、豇豆、高粱等。唐宋时期是第二个高峰，更多域外农种如蓖麻、月桂、油橄榄、胡椒、莳萝、胡萝卜传入中国。明至晚清时期，大量原产美洲的农种涌入，如甘薯、玉米、马铃薯、豆薯、花生、辣椒、南瓜、笋瓜、番茄、菜豆、番木瓜、荷包豆、木薯等。

　　丝路农种传播对世界农业文明的意义。首先，贡献中国农业智慧。中国劳动人民在千年的耕种中，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这些经验储藏在种类繁复的农书之中。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群芳谱》《授时通考》《茶经》《花镜》《王祯农书》《桔录》等。这些农书对各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在一些国家馆藏中有中国农书著作遗存，也有一些农书被翻译成外文，如大型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有日文译本（缺第十章），《天工开物》有英、日译本，《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农桑辑要》和《群芳谱》等书的部分内容已被译成英、法、俄等文字。其次，促进世界范围内农业文明进步。中国传统农业高度发达，传统农作物较为高产、稳产，农种的大量交互传播使广大非原产国家与地区成了早期的受益者。这既满足了居民日常需求，也解决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口粮问题。甚至水稻在高产的同时，兼具经济作物的性能，能用来出口创汇，高额的利润回报驱使西方不断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水稻大面积种植也促进中国传统耕具不断改进，从骨耜、木耒耜逐渐改进成称为曲辕犁的框型犁，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到17世纪，曲辕犁被荷兰海员带回欧洲地区，当地人开始仿造制作，从而诱发了作为欧洲工业革命先导的欧洲农业革命。再次是丰富饮食结构，尤其是人们对新作物口味的适应问题。西亚传来的小麦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2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唐代中期确立为北方的主粮。虽然西汉由于人口增长，小麦得到了一定的推广，但是如果没有东汉后期以后的面粉加工和发酵技术的发展，很难想象小麦能逐渐取代粟的地位；小麦在江南得到规模推广，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永嘉南迁北人有食麦的需求，在南方水稻大区率先形成了“麦岛”，此举缓解了人地矛盾，满足了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春秋时期，小麦已经成为中国的“五谷”之一。宋代以前，中国人衣着以葛、麻、丝为主，丝为富人衣冠，而葛、麻则为平民衣料。原产印度的亚洲棉在宋代得到快速推广，逐渐取代大麻而成为当时衣被的主要原料。19世纪末，产量更高、品质更佳的美洲陆地棉传入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对原来的亚洲棉优势地位造成巨大冲击，丰富了当地居民的衣料供给。中国传统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兼容并包、多元开放的系统，也正是因为这一多元交汇农业文明体系的支撑，中华民族能够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彩的农事活动，顽强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中华文明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留存至今的文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中华农耕文明也滋养了中国的精神文化，“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出了人与地、与自然的三才和谐关系。“人法地”和“民以食为天”，强调人和土地、食物的关系，也通过不同的方式扩散进而影响世界。中国传统农业包含了先人千百年来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探索，他们视“天、地、人、稼”为一个相伴相依、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顺天时，应地力。如果违反自然规律、“任情反道”，则颗粒无收。

　　时至今日，农种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作为种业“芯片”之一，农种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之钥，也是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根本之基。那些曾经一度在丝路上频繁流动的种子不仅促进了中外农业文明的交流，更推动了世界农业文明的进程。

　　（作者系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