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社会救助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国务院《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提出，构建综合社会救助格局，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健全各项制度与救助政策，提高社会救助效率。从“社会救助联合体”迈向“社会保障共同体”，是实现中国式社会救助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救助联合体运作模式体现在救助主体多元、救助载体衔接、救助内容丰富三个维度；而社会保障共同体和社会救助联合体在理念、主体、功能方面有着内在联系。为构建完善的中国式社会救助体系，要实现“任务联合体”迈向“责任共同体”、“组织联合体”迈向“治理共同体”、“资源联合体”迈向“服务共同体”、“信息联合体”迈向“数字共同体”四大转变。

　　社会救助联合体的运作模式

　　社会救助联合体指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基础，动员协调各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救助工作，形成多元主体救助格局，探索政府公共救助与社会组织援助相结合的救助模式，为困难群体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救助服务。社会救助联合体的特征为跨界性、多元化及人性化。跨界性指各社会救助主体跨越所属系统的责任界限，在共同理念的指导下协同合作；多元化体现在救助主体、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多元化；人性化指社会救助联合体深入了解困难群体生活，为困难群体制定“一户一策”的救助方案，提供更加有温度、有人情味的综合救助服务。

　　以笔者在浙江调研发现的运作模式为例，社会救助联合体的救助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

　　党建引领，政府主导，横纵联动。联合体横向联动民政部门、社会救助职能部门、困难群体救助单位、惠民补贴部门、社会力量；纵向贯通“区—街道—社区”或“县—镇—村”三级社会救助联合体，补充社会救助联合体实体化运营平台的参与力量、救助资源、场景体验等功能。社会参与，公益对接，企业补充，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爱心企业与个人、公益慈善机构、志愿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探索“党政+社会组织”“党政+慈善机构”“党政+爱心企业（个人）”等模式以及交叉融合各主体资源力量，构建要素完整的社会救助联合体。

　　社会救助联合体的救助载体形式为“需求发布、资源支持、项目执行”的线上线下供需衔接平台。结合省市救助大数据平台信息发布与分析，导出困难群体需求清单衔接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服务项目清单。社工站在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架起连接桥梁，畅通需求与服务衔接的路径。在社工站的协调下，救助对象的个性化需求通过三级社会救助联合体和公益创投项目获得资金支持，实现政府服务的兜底保障与社会力量的补充保障相结合。

　　社会救助联合体的救助内容不仅包括为满足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还包括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专项救助以及急难社会救助。救助主体定期对困难群体进行走访并依据困难群体实际需求对症下药，将救助服务中发现的问题反馈至民政部门，建立信息共享与互通机制，做到“信息、服务多跑路，困难群众少跑腿”。

　　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构建社会保障共同体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同体指多个个体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具有高度共性与自由的集合体。在当前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中，治理共同体与社会保障在空间、情感、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交织在一起，成为“共同体中的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中的共同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与此相应，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胜利后，为回应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社会民生治理的难题，社会保障共同体应运而生，社会保障系统内各子系统通过同一价值观念联结在一起，共享资源、理念、信息，协同发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共同体与社会救助联合体存在三方面的内在联系。

　　两者理念贯通。一是目标相同，二者建立的目标均是为有需要的社会成员提供生活保障。社会保障共同体的目标为降低社会成员的生活风险，防止其陷入贫困状态并能维持基本生活，社会救助联合体建立的目标是为社会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提供兜底保障。二是制度内容紧密相连。例如，社会救助制度中医疗救助与就业援助制度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制度进行托底和补充。

　　两者主体相同。社会保障共同体与社会救助联合体的主体均具有多元性，都发挥着党建引领、各级政府联动、引进市场化运作、社会力量加入、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的作用。只有实现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与人性化，促进民生兜底保障的精准化和高质量发展，才能夯实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基石。

　　两者功能相同。一是保护功能。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利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防止贫困群体的数量过于庞大引起社会动荡。此外，互助价值观有助于增强帮扶对象对社会的信任，让困难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二是协调功能。二者均对参与主体进行协调与衔接，社会救助对象与服务项目的分层分类可促进社会救助联合体与社会保障其他子系统的协调发展。三是整合功能。二者均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使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服务于真正需要的群体，减少资源浪费。

　　中国式社会救助的构建策略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依据“做好兜底保障、增加效率、提升质量”的目标要求积极打造社会救助联合体，系统性整合社会救助资源、全面协调各社会救助主体关系，最终迈向社会保障共同体，既是对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回应，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这一发展可以分为四个维度。

　　由“任务联合体”迈向“责任共同体”。坚持“责任联合”与“理念联合”两条腿走路，在责任履行上，政府发挥引领作用，完善相关政策文件，保障群众的基本权益，并对社会救助联合体进行评估与监督。企业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履行社会责任。在理念认同上，激发各主体为民服务、扶贫济困的自主意识，形成各主体对“共同体”情感上的归属与认同，从“被动救”变为“主动帮”，而非将救助服务当作任务完成。

　　由“组织联合体”迈向“治理共同体”。在社会救助联合体迈向社会保障共同体过程中，各主体都是参与者与实践者。横向上结合建立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制度的要求，打通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间的通道，吸引市场力量承包部分社会救助服务项目与场所的建设；纵向上继续巩固三级社会救助联合体，向上与向下分别打通信息与资源渠道，升级转型成为五级社会救助联合体。同时，发挥各类救助网格的作用，做到既要织大又要织密社会救助安全网。

　　由“资源联合体”迈向“服务共同体”。在既有社会保障体系中，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已经形成相对健全的框架。养老服务联合体和医疗卫生服务联合体有效整合了区域内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的碎片化资源，充分调动各主体参与到社会保障共同体的建设中来。在此基础上，社会救助应在特定行政区域内整合救助资源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源，在保证各体系正常运作的前提下，调配富余资源参与其他保障服务，使养老保障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障与医疗救助制度相衔接。

　　由“信息联合体”迈向“数字共同体”。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对救助对象的识别，应用更为科学的算法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打造社会救助微平台，实现救助服务的“一站式”申请与办理；对于使用电子产品存在困难的群体，设置专门站点与人员进行集中办理。同时，破除信息壁垒，畅通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民政部门与人社、医保部门等救助相关部门的信息渠道，实现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各系统间的数据库共享，由简单的信息传递过渡到数字化治理，迈向“数字共同体”。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