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纵观全球发展史，强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几乎都是从工业强国到贸易强国再到金融强国。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八个坚持”，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模式有本质区别。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中国特色资本账户开放之路稳慎推进。

　　平衡好资本账户开放与管制

　　资本流进流出的反复循环是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固有特征。大规模资本流动通常会引发新兴经济体的货币金融危机，同时，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被认为是造成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经验和现有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会同时带来收益和风险。如果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会损害我国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是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潜在因素，这种负面冲击效应在国内金融改革完成之前将更加突出。如果资本账户实施严格管制，则会限制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弱化我国金融体系的全球竞争力。由于无法顺畅地吸收和配置全球金融资源，这对我国构建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形成掣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关于资本账户管制的必要性重新引起关注和分析。危机发生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西方学者均认为新兴经济体应该取消资本管制，加速开放资本账户。但危机发生后，对于资本流动激增带来的潜在风险导致学界重新审视资本账户管制政策的优点。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仅依靠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引致的跨境资本流动。以美联储加息为例进行分析，对于不盯住美元、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如果不跟随美国加息，美元升值将使资本迅速回流美国，本国货币被大量抛售从而大幅贬值，结果造成本国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货币贬值还会造成国内通胀高企。对于跟随美国加息的新兴经济体来说，跟随美国加息的主要目的是对冲美元升值压力，但这类经济体的自身经济发展本就不景气，盲目跟随美国加息会进一步收紧国内信贷金融条件，在紧缩性环境中本国经济很可能会加速衰退。在此背景下，采用资本账户管制和外汇冲销等政策能有效应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造成的经济金融风险。

　　资本流动通过影响国内资产价格从而产生货币外部性，这给资本管制提供了用武之地。对于美国利率上升造成本国资本外流、资产价格下跌、投资减少的情景，新兴经济体固然可以通过加息来缓解资本外流的困境，但利用货币政策稳定资本账户的成本相当高昂，更遑论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是“以我为主”，即货币政策被寄予用来实现国内经济发展目标的厚望。相比之下，资本管制直接通过限制资本外流来应对美国利率上升对本国经济造成的负面溢出效应，给予货币政策更多的自主权，实现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值得说明的是，资本管制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制度安排无关。

　　审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21世纪以来，全球宏观经济金融格局动荡起伏，世界经济初步形成了以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和低增长为核心特征的滞胀格局。在此背景下，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是实现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破题之举、关键一招。不过，关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1996年我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成为各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暂时搁置，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2009年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推出使得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管制进一步放松，2012年2月和4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先后发布两份关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报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相关报告后，国内学界和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围绕资本账户开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有两轮争辩反响较大：第一轮争辩聚焦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第二轮争辩聚焦我国资本账户开放是否应该“加快”以及是否应该设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资本账户开放之路稳慎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为走好中国特色资本账户开放之路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目前，中国资本账户的典型特征为直接投资开放程度最高，证券投资开放程度次之，货币市场、衍生品市场和跨境借贷仍保留相对严格管制。根据现有研究，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判断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一是法规角度。根据IMF提供的《汇兑安排和汇兑限制》，中国可兑换项目已经超过90%，完全不可兑换项目已经不足10%。二是事实角度，即实际开放度。通过计算不同的数量指标，如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境内债券市场资产托管余额占比、持有境内股票规模占A股流动总市值比重等，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当前我国资本账户实际开放程度还远低于法规显示的水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资本账户在保持开放的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会根据国内经济金融风险进行调整甚至回调。例如，2015年“8·11”汇改之后，中国外汇市场出现了大幅波动，资本外逃现象严重，人民币一度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为维护金融市场和汇率稳定果断出手，对异常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干预，这种资本账户管理呈现典型的“宽进严出”特征。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在资本流动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和资本异常流动引发经济金融风险之间做到了较好的平衡，在保持一定程度资本管制的同时实现了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并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资本账户开放之路。中国特色资本开放之路不仅具有理论支撑，如IMF关于资本账户管理观点的转变以及伦敦商学院教授埃莱娜·雷伊提出的“二元悖论”均强调了资本管制的必要性；同时，在实践中也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如我国成功应对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等严重冲击的考验而没有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特色资本账户开放之路是在权衡收益和风险之后作出的最优选择，既遵循资本账户开放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资本账户开放模式有本质区别。

　　未来，我们要继续走好中国特色资本账户之路。在稳步推进国内金融改革的同时，审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在资本账户全面开放之前，为了满足国内对全球金融的需求以及全球对人民币作为支付和储备货币的需求，可以考虑构建一个高水平、全开放、包含境内和境外两部分较大规模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体系。等到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完善成熟之后，中国资本账户全面开放自然水到渠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