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恩格斯1886年曾对《资本论》之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意义作如是评价，认为马克思的术语革命正是其理论革命的显性标识。美国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必要的张力》等著作中，对恩格斯的说法进行了跨世纪的回应，指出科学革命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是“某些科学术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同样需要建立在概念供给与术语革命的基础之上。

　　经济学知识体系概念供给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概念作为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其与典型化事实相对应，通过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具有学科属性与专业基质的话语体系和意义网络，在知识体系建构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范畴、命题、原理、理论等均依托概念而建立。其中，核心概念作为那些具有鲜明学科特征和重要学科价值的标识性概念，构成了人们把握一门科学的思想脉络、内在逻辑与主要观点的关键路标。

　　经济学概念既是对已有经济现象进行理论认知的结果，也是获取新的经济知识的工具。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发展历程看，经济学概念的生成，一靠基于事实的抽象，二靠基于价值的建构。前者主要指研究者将来自现实世界的实践经验抽象归纳为科学世界的概念，属于描述性概念。后者指研究者基于特定的价值目标来建构概念，属于规范性概念。当经济学概念生成之后，人们通过将此概念应用于更多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建构，可以让概念进入延承、扩展、转化阶段而臻于完善。在此过程中，经济学概念意指会经历不断的建构与重构，使之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明确。

　　从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来看，学界关注的重点往往在于理论和方法创新，较少从概念的角度予以关注，使之出现价值概念供给不足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学研究中移植和借鉴了不少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但部分西方概念在运用于中国情境、中国语境时，出现意义混乱的概念失焦现象。二是现有的经济学概念产生于中西方经济现代化历史进程，但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变革和经济社会转型统摄不够、观照不足，难以支持数智时代背景下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演化和知识创造。三是经济学研究中存在从概念到概念问题，热衷于析出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缺乏学理化阐释研究，无法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有效话语资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

　　在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谈到杜林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指出“这个家伙并没有察觉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其一，“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其二，“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其三，“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

　　在这里，马克思从“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工资”三个基本概念入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伟大创新。这三个概念也构成恩格斯所指称的“术语的革命”的典型。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提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的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工资的本质。马克思通过创制并明晰“剩余价值”这一贯穿《资本论》理论逻辑的核心概念及相关术语，构建了剩余价值理论话语体系，引发了政治经济学话语革命。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即认为，剩余价值“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理论概念，它代表了一个与新的对象的出现相关联的新的概念体系”。

　　马克思之于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从另一个维度提供了概念生成的两种方式，可以为中国经济学强化概念供给提供启示。一是原始创新式建构，创制之前没有的概念。例如，对剩余价值的考察可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它采用的概念术语是“纯产品”，后续其他经济学家又以“实际价值”“地租”“利润”等不同术语来指代，但均未触及本质，直至马克思明确提出剩余价值概念及其理论。二是批判借鉴式重构，赋予已有概念新的含义。例如，工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和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已是一个常见概念，但是直到马克思才首次揭示了流行的工资概念背后隐藏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本质，赋予它“崭新”的含义。

　　强化源自中国的经济学概念供给

　　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必须强化源自中国的经济学概念供给能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的一次新的术语革命，它基于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实践提炼提出，实现对政治经济学既有生产力概念的继承和突破，又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高度嵌连而触及大量跨学科的协同，为新时期强化源自中国的经济学概念供给提供了一个生动范例。

　　一是从中国经济实践中提炼概念。经济学概念不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否则由其衍生的理论话语无法与实践话语在逻辑上实现自洽。中国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丰富经济现象与经济实践是经济学概念生产的“沃土”，存在着原始创新式概念建构的巨大空间。从中国经济实践中提炼经济学概念，关键是要将“经验总结”与“学术自觉”相结合，将“实证检验”和“理论诠释”相联系，聚焦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建构具有现实观照性和理论统摄性、能够更好诠释刻画中国经验的经济学概念体系，并以经济实践为检验标准，判断经济学概念在不同情境下的知识效度。

　　二是挖掘整理既存经济概念资源。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自近代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余年，经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等多条学理线索的演化，已积累了大量未经开掘的概念资源，需要通过去芜存菁、化繁为简的研究来加以梳理，通过批判借鉴式概念重构来助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元素的经济学概念体系。立足新的历史时期，应该遵循“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三是以跨学科借鉴创新发展概念。当前，我国学科门类存在划分过细以及综合性和交叉性不足的问题，导致的结果就是学科领域固化、窄化，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区隔明显，严重不利于跨学科的协同创新，不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创造需要。在科技创新与知识发展日益交融的背景下，经济学的知识创新必须打破学科壁垒，积极从其他学科借鉴吸收概念资源和话语资源，通过移植转化、类比拓展、联想创造等方法来创新发展本学科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精准描摹中国经济发展的底色和肌理，以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经济学概念服务于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

　　需要说明的是，强化概念供给并不是要完全取代源自西方的经济学概念，自主也并不意味着要完全重起炉灶，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分，形成来自中国特定经济情境并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予以准确概括凝练的经济学概念，进而以之为基础来构建能够很好地解释和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在满足中国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对已有经济学知识体系形成一种补充，从而在人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确立中国的地位、作出中国的贡献、绘就中国的篇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中国经济思想转型变迁研究”（22BJL1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