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散曲研究》王静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2年秋，王静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并把自己研究的领域由明清词学拓展到曲学。《晚明散曲研究》就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记得在她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参加答辩的诸位先生奖掖后进，给予她不少鼓励与肯定，几位外审专家也对论文评价甚高。自博士毕业参加工作以来，王静又充分利用节假日与工作之余的时间，对论文不断地加以修改与完善，锲而不舍，耕耘不辍，历经六个寒暑，始告蒇事，并获得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著作出版计划及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我自然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记得当初王静提出将“晚明散曲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我就提出过自己的担心，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熟题”：姑且不说吴梅、卢前、任讷、冯沅君、郑振铎、梁乙真、罗锦堂等先生对散曲学的开拓与建构，仅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曲研究而言，李昌集、羊春秋、梁扬、杨东甫、王星琦、赵义山、艾立中等一批学者在这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前人的研究成果固然稽式可参，但有所出新则大不易。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与思考，王静还是觉得这个选题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不少问题如果进一步探究下去，还可以获得新的认知，得出新的结论。我自知王静所言并非泛泛之谈，她当时对晚明“词曲同源”与“正变异流”观念的辨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增强了我对她完成博士论文写作的信心。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虽也遇到一些“瓶颈”需要突破，但王静不断地调整心态与研究思路，攻坚克难，最终顺利地完成了论文的写作。

　　再次通读这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著作，我有两点读后感可以提出来供读者诸君参考。

　　一是鲜明的问题意识。正如王静所言：“很长时间以来，学界对于明代散曲的研究，不论整体还是个案，都明显呈现出‘重北轻南’的倾向——重视‘未有昆曲以前，北曲为盛’的明中叶散曲，而认为昆腔兴起之后的明后期散曲大多不离嘲风弄月，闺情相思，囿于梁、沈二家，价值不高。”这几乎是20世纪以来许多研究者对明代散曲的普遍评价，颇有影响。王静却不囿于成见，敢于提出不同的观点——她通过对晚明散曲作家的时空分布、身份构成，特别是对这一时期散曲创作数量的统计、题材类型的梳理和风格特点的总结，指出：“从当时的曲家地域分布情况来看，‘晚明时期’南方散曲家人数确实远多于北方，但自晚明前期直至后期，北方散曲家的势力虽逐步衰落，但毕竟也从未完全退出过曲坛；而就南北曲的创作数量来看，不算无宫调令、不明牌调令与南北合套，晚明前期南散曲数量只略高于北散曲，晚明中期南散曲数量方才大增，是北散曲数量的2倍，晚明后期又增至4.7倍，这便说明昆腔兴起之后的晚明曲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承续着明中叶南北各擅胜场的局面，及至中、后期方才可谓‘南曲乃成曲坛主流，北曲则已成余响’。因此，这一时期并不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南曲的时代’。”这样的结论建立在大量的文献爬梳与量化分析之上，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王静把晚明散曲放在有明一代散曲发展的历程中来加以动态考察，认为整个晚明时期的散曲创作都是南北并存，明清以来通常认为“文章必推梁氏为极轨，韵律必推沈氏为极轨”的现象，只存在于晚明中、后期的大部分南派曲坛中，梁辰鱼、沈璟的影响并不足以完全笼罩整个晚明曲坛。同样，学界通常认为“晚明散曲”的题材内容大多不离嘲风弄月、闺情相思等观点也并不准确。正是伴随着诸多的“问题意识”，王静在梳理、阐释晚明散曲内涵与特色的过程中，发表了不少颇具新意、颇中肯綮的看法。

　　二是别具特点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并不是运用某种研究方法或者选择某种研究角度，就一定会得到别具只眼的发现，只有研究方法、角度与研究对象、宗旨相契合，才能合适且有效地为研究问题的阐释提供助力。该书许多不乏新意的观点的得出，都是建立在对晚明散曲与散曲家的各类数量统计与分析之上的。从客观数据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是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以代言的方式咏写闺情的曲作适合南曲婉艳、缠绵的风味”，因而闺阁怨思和青楼艳情等成为晚明曲家最热衷于书写的题材，对其评价不高。王静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历来被认为是晚明散曲主流题材的闺情艳情类作品，在数量上虽然最多，但其实际所占晚明散曲总量的比例并不算高，与闲适归隐类题材作品数量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差异不大，可见学界对晚明散曲的认知存在一些偏差。她进一步指出，晚明散曲的题材类型和风格是多样化的，除了传统的闺情艳情、闲适归隐、咏物写景、感时叹世四大类之外，还出现了许多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题材，如交游、应酬、说理等。散曲家的创作宗旨也各有不同，各有追求，除了用以娱乐和抒怀，有的是记述时事，有的是宣讲教义，有的是劝诫他人，等等，绝非是闺情、艳情类题材所能涵括的。这类结论是建立在客观数据分析之上的，因而也是可信的。

　　这部著作体现出王静对晚明散曲所作的颇具特色、颇多新意的探索，所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前贤时彦的基础上有所发现，下了很大的功夫，花费了不少心血，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这部著作也并非无懈可击，当初参加答辩的专家们指出了一些问题，如：论文对散曲家籍贯、身份、题材等所作的数量统计，确实可以说明不少问题，但也要考虑到作家的流动性和身份地位的升降变化；就具体作家来讲，其创作题材、内容及类型通常是变动不居，一直处在变化发展过程中的；“晚明散曲”与“明末散曲”诸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厘清等。王静虚心听取了答辩专家的意见，并在这次修订成书的过程中作了认真修改，不过，其中仍可能存在一些有待商榷之处，还请读者诸君不吝珠玉，多多赐教，也期待她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理论研究》副主编、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