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与互鉴》，李永斌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自英国学者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出版以来，有关古希腊文明与古代西亚、埃及文明的关系，就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贝尔纳认为，古希腊人认可自己对东方文明的借鉴，他称之为古代模式。古典学学者威斯特证明，古希腊诗歌中的许多主题和元素大量来自西亚传统。德国学者伯克特视野更加广阔，不仅将古代埃及文明的元素纳入比较，而且触及物种传播、艺术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经过他们的努力，古希腊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古代西亚和埃及文明影响似乎成为定论，不过这里需要指出两点。

　　第一，强调古典文明中包含东方文明元素并不新鲜，这是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现象。例如，《剑桥古代史》主编伯里曾在20世纪初指出，西方文明的根源不能从森林中的凯尔特人那里寻找，而必须到西亚和埃及去寻求。与此同时，德国学者迈耶的《古代史》也把古代东部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处理。时下流行的所谓东方化革命，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被英国学者默里运用到早期希腊历史之中。第二，多数学者对古希腊文明自身特点有足够认识。威斯特承认，“希腊文学有它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传统和范式，在古希腊文学和任何近东文学之间，可以勾勒出的反差可能远超类似之处”。伯克特甚至没有在其德文版著作中使用“东方化革命”概念，只是勾勒了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

　　在此语境和背景下，李永斌教授的《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与互鉴》特别值得关注。该书可谓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梳理青铜时代后期到铁器时代初期东部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的专著，较多运用了考古资料，借鉴了最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者对此研究的最新进展。

　　观察角度相对全面

　　该书的本意是讨论西亚、埃及元素在古希腊文明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作者不仅站在希腊人的立场上观察问题，而是从当时整个东部地中海地区文明发展的角度，探讨古希腊与东方文明的交流，以及希腊文明发展中东方元素的作用。作者指出，西方人所谓的东方，固然有地理方位的因素，但更多是一种认识“他者”的范畴，其中充满了对东方不切实际的想象和某种程度的偏颇。因而他呼吁转换研究范式，从地中海共同体而非从古代埃及、西亚或希腊的角度来认识从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早期东部地中海地区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

　　作者认为，此时的“地中海共同体主要是一种文明交流意义上的共同体，并没有改变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也没有改变牵涉其中的各个文明所独具的基本特征”，“各文明之间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仍然远远大于共性，局部的交流远远多于整体性的交流”。也就是说，即使古代西亚、埃及文明的诸多元素进入了希腊，也有部分希腊文明的元素通过商贸和文化交流进入东方，但各个文明仍保留着自己的特性，文明发展进程并未因此发生本质性的转变。就古代希腊城邦制度而言，它更多是从荷马时代以来演变的结果。在笔者看来，这个看法较之将古希腊文明视为东方文明衍生品的说法，显然有更多的真理性。如吴于廑先生指出，古代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为了消费而非交换，有限的交换，无法从根本上打破农耕文明固有的闭关自守状态，因而对古代西亚、埃及与希腊的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影响不宜估计过高。借用该书的话说，影响只能是局部而非根本性的，只能强化固有的趋势。

　　探讨问题实事求是

　　作者细心地从考古资料和文献中爬梳史料，试图重建该时期西亚、埃及文明进入希腊文明的路径和相关元素，并就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埃及和迈锡尼各自进口的主要是较为贵重的物品，更可能用于上层社会的礼仪性活动而非日常生活；腓尼基人给希腊人送去了他们的字母文字，以及诸多艺术和生活用品，但他们的贡献只表现为艺术层面的媒介，在文化和政治上影响有限；荷马史诗吸收了诸多东方文学元素，但即使是“宙斯受骗”的故事，也经过了古希腊人的改造，融入了希腊人“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阿波罗崇拜中，神灵的净化和洁净仪式与古代两河流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阿波罗崇拜本身包含着多重文化元素，“就成体系的阿波罗崇拜来说，无疑具有典型的希腊本土特色……多种文明元素融合后的阿波罗被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希腊本族神”。

　　总之，古希腊人通过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学习了东方的技术和艺术，吸纳了东方的神话传说，接受了腓尼基人的字母和文字”。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希腊人将之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后才被接受，进而促使希腊文明的飞跃发展。对时髦的“东方化革命”，作者认为，这个理念虽然有助于纠正古典文明研究中过分强调古希腊人独特性的倾向，有助于加深或重新理解古希腊文明的多元起源，但过分抬高东方因素的影响，则违背了历史学基本的求真原则。

　　立足前沿

　　对话交流

　　作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始终立足于学术前沿，力图与国际学术界对话。这一点最典型的表现，是各章的第一部分都在回顾学术史。第一章是对研究古代希腊和东方文明交流三种主要范式（比较研究、地中海共同体和网络理论）的介绍和评估；第二章第一节对早期希腊史不同研究流派（伦弗鲁和德桑德里斯的大传统和大鸿沟）做了评述；第三章相当大的篇幅在讨论关于希腊城邦兴起的主要理论；第七章在全面剖析东方化革命概念的基础上，对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其他各章，也无不触及前期的学术史。虽然在当今的研究中，讨论学术史已成为基本要求，但如此重视学术史梳理，仍属相当少见。不过，正是在对学术史细致的评述中，该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一方面使读者能够熟悉前人的研究路径与成就，另一方面在与前人的对话中，作者将早期希腊与东方文化交流从多个不同角度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且使自己牢牢地站在学术前沿上。

　　部分论述不够完整

　　该书关注希腊与东方的文明交流与互鉴，因而对某些方面的省略不免遗憾。在关键的希腊人对东方诸国政治认知及其对希腊政治发展的影响上，我本来希望能够从第三章《文明交流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中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然而作者虽然批评了前人研究局限于希腊内部原因的缺陷，但他的注意力也只是在殖民运动与希腊城邦兴起的关系，于东方政治形态和观念的影响几乎未提。也就是说，作者所说的外部元素仅限于希腊人的殖民；在有关东方化革命的讨论中，对相关问题也仅限于宣布作者的观点，缺乏具体阐述。资料的缺乏应该不是理由，因为古希腊人的诗歌和哲学著述中，都留下了关于东方政治的观念。伊奥尼亚记事家所书写的波斯史，以及某些城邦面对波斯采取的移民与搬迁行动，还有他们关于吕底亚的叙述，已经说明了希腊人对东方政治的关注。如果将这些方面补充进来，也许该书的研究会更加完善。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