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体性质而言，《山海经》是一部山川地理博物志和四海方国民俗志的合集，其价值首先体现在了解上古历史、地理、文化的史料价值。《山经》详细记录了数百座山、数百条河流以及蕴藏其中的数百种动物、植物、矿物的名字、属性和效用，对于研究上古地理、环境、生态、早期本草医学乃至名物训诂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海经》不仅记录了数十个方国的国名、方位、世系、习俗，还广泛涉及天文、地理、宗教、神话、博物等内容，全面反映了商周之际先民的世界观，保存了丰富的上古文化记忆，对于重建上古历史、地理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实际上，由于《山海经》一直被视为志怪之书，所以人们对其史料价值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足。

　　强调《山海经》的史料价值，并不意味着低估该书的文学和民俗学价值。《山海经》的这些价值首先在于它记载了丰富的上古神话故事，是保存中华早期神话最丰富、最系统的传世典籍，足以让我们在数千载之后一窥华夏原始神话的原貌。

　　《山海经》记载的神话，主要见于《大荒经》和《海外经》。这些神话大都是解释宇宙起源和自然现象来历的创世神话，诸如重黎分天地、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登北氏生星辰、日出汤谷、夸父逐日、雷兽夔龙、烛龙照九阴、鲧禹布土造地、应龙布雨等故事，分别解释天和地分离的缘由、日月星辰的来历、太阳东升西落的缘由、苍龙群星升降与季节变化之间的关系、大地的来历、夏天多雨的缘由等。这些神话将宇宙的构成和自然现象归因于大神的施为、女神的生育或神兽的行迹，具有浓厚的原始神话色彩，同时也体现了华夏先民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解释，蕴含着科学的萌芽。比如，夔龙、应龙、烛龙的神话，即反映了先民根据大火星或苍龙七宿的位置变化判断季节、农事、风雨气象的经验。

　　《山海经》记载的一系列神灵，都是宇宙观或自然现象的反映。它记载的四方之神、四时之神、四时风神和四海之神，分别居于大地四方，掌控四时轮回和气象变换，实为时间、空间这些宇宙基本秩序的体现。

　　除了时间、空间秩序的基本架构之外，神话的宇宙观中还往往有一个沟通天地的神山，作为宇宙的中心。《山海经》中即有一座赫赫有名的神山，即昆仑丘。昆仑丘是“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昆仑丘上有一座名为昆仑墟的神殿，巍峨宏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各种各样的奇鸟异兽、奇花异草。昆仑神殿被四方形城墙护卫，每面城郭有九座城门，每个城门都有九头九尾、人面虎身的开明兽把守。昆仑山上还有珍贵的不死药，不死药归西王母所有，西王母是掌管生死的生命之神。

　　《山海经》还记录了众多的神灵和古史传说中的帝王及其神话。“三皇五帝”这一华夏古史传说体系中的帝王和英雄，大都见于《山海经》，足见《山海经》所记载的神话体系，实为华夏古史传说的源头。黄帝蚩尤之战是华夏古史传说中的重要事件，史书中都将此战解释为两个人间帝王或两个部族之间的战争。《山海经》记载的黄帝蚩尤之战是这一神话的最早版本，反映了这一神话的本来面目，说明黄帝蚩尤之战并非帝王之争或部族之争，而是与风雨水旱有关的自然神话。

　　与战国以降的古史传说中将黄帝视为华夏始祖不同，《山海经》中的至高神是帝俊。《山海经》中，生十日的羲和、生十二月的常羲、生星辰的登北氏，都是帝俊的妻子。此外，帝俊还是众多神灵和方国的祖先，可见，《山海经》保存了一个与人们熟知的三皇五帝体系大异其趣的古史传说体系。不过，黄帝在《山海经》神话体系中仅次于帝俊，他也是诸多方国的始祖，几乎与帝俊平分秋色。《山海经》中帝俊与黄帝的关系，说明后人所熟知的三皇五帝体系正是对《山海经》神话体系改造、重构的产物。

　　《山海经》的最后一篇《海内经》中，记载了一系列发明创造的神话，如发明牛耕的农耕神叔均、发明钟鼓和音乐的鼓和延、创制琴瑟的晏龙、发明舟车的番禺和吉光父子、发明弓箭的般、发明各种手艺的义均、创建都城的大比赤阴、发明岁星纪时法的噎鸣等。这些记载反映了古人对于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的崇拜。

　　神话源于宗教，《大荒经》《海外经》记录了一系列与宗教崇拜相关的地理景观，尤其是诸帝的墓葬、诸神的祭坛以及诸神沐浴的泉渊。这些景观都有具体的地点，如舜与叔均之葬在东南方的苍梧之野，帝尧、帝喾在南方的岳山，帝颛顼与九嫔之葬在东北方的附禺之山等。一旦搞清楚《山海经》版图的方域，我们不难推求出这些与传说中古帝王有关的地理景观的位置，这对于中国上古宗教地理、民族地理的重建，揭示上古神话的地域文化源头，具有重要意义。

　　《山经》还是地理博物志。在古人的心目中，万物皆有灵，名山大川中有神灵居栖，风雨雷电皆为神灵所为，奇鸟异兽、奇花异草也可能是神灵所化，故《山经》也记录了一些与地理景观有关的神灵和神话。例如，天愚神居于堵山，其地多怪风雨；围神处于骄山，此神状如人面，羊角虎爪，常游于雎漳之渊，出入有光；耕父神处于丰山，该神常游于清泠之渊，出入有光，它一旦出现就会带来灾祸；帝之二女居于洞庭之山，她们常游于江渊，江渊位于九江之间，江渊是澧沅之风与潇湘之渊交会的地方，她们出入必定伴随飘风暴雨，有众多面目怪异的神怪伴随在她们左右。《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山经》关于山水神怪及其出入异象的记载，即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对于高山大川的神秘想象和崇拜心理，这些极具地方性的神话，都是该书作者调查记录的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古人的自然崇拜，认识神灵观念、神话传说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好的原始资料。

　　《山海经》并非为叙事或抒情而作的文学著作，而是为记载山川、博物、方国地理而作的志书。志书贵在条理清楚、简明扼要，因此《山海经》记载的神话都极为简单，大都仅具情节梗概，与希腊、印度的神话史诗或后世志怪、神魔小说那种细致的形象刻画、恢宏的场景描写、跌宕起伏的情节铺展相比，显得相形见绌。这是因为《山海经》的目的本不在表现，而在记事。现代文学史往往将《山海经》视为小说或叙事文学的源头。其实，叙事内容在《山海经》中所占比重甚小，至于《山海经》的主体内容，毋宁说更像一部不厌其烦地罗列事项、数据的“流水账”。但恰恰是这种缺乏文学性的记事文字，真实地保存了神话的原始面目。实际上，正如《山经》记录的那些只有寥寥数语的山神水怪故事所呈现的那样，在乡野民间流传的原始神话，就是这种与地方风物、自然景观、宗教名胜相关的地方性知识和解释性叙事，就像现在我们经常在民间听到的那些用来解释某个地方风物、土特产或地名来历的传说故事，大多三言两语，原本都很简单。至于我们在苏美尔泥板文书、希腊史诗、印度史诗、北欧史诗中所看到的那些篇幅浩瀚、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绘声绘色的神话，则是古代歌手乃至近代诗人再创作的结果，远非神话的本来面目。《山海经》所呈现的才是神话的本来面目，因此，《山海经》所记载的神话，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第一页，也可以当之无愧地作为世界文学的序篇。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