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黑格尔主张“哲学地”理解世界历史，马克思则完成了实践、感性活动层面的“世界历史”概念，主张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认为只有现实的世界历史本身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作为该过程的思想反映的观念认识才是辩证的。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革新与重构，实现了历史解释原则的创新，赋予“世界历史”概念新的意义。

　　世界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

　　而诞生的过程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一方面，黑格尔仅仅抓住人和自然的思想本质，不是从现实而是从绝对的、不变的抽象实体出发理解历史。另一方面，黑格尔把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识当作世界历史的主体，认为作为精神辩证历程的世界历史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及其扬弃。可见，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思维意识的内部，作为意识的绝对外部、以“现实的人”为主体的现实的历史尚未得到真正的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部手稿以人的类本质为出发点的异化史观体现了黑格尔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尽管其中经过了费尔巴哈的中介；以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物为出发点的现实逻辑体现了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黑格尔，尽管只是以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方面，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认为人是类存在物，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然而，在私有财产的统治之下，人的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是异化劳动。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又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在私有财产关系中，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本身的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被贬低为手段，被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不自由活动。“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否定异化劳动、实现自己类本质的复归。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只不过是在说世界历史是人的劳动的异化及其异化的扬弃的过程。尽管马克思已经将世界历史归结为人的历史，但是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遵循的依然是黑格尔“异化复归论”的思辨逻辑。

　　另一方面，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区分了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劳动既具有肯定的意义，又具有否定的意义。从否定的方面看，现实的劳动是异化劳动，是应该被废除、被消灭的劳动；从肯定的方面看，现实的劳动是对象化的劳动，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因此永远不能废除。因此，说劳动是人的本质，不仅意味着人是自由自觉的存在物，还意味着人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物。在这个意义上，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历史。另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仅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而且创造出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因此，“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世界历史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演变历史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德国的整个意识形态以及自己哲学信仰的清算实现的哲学观上的伟大变革，是对历史解释原则的一次创新。这一原则被明确表述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一原则意味着，“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据此，马克思不再通过人的先验类本质的异化与复归来理解世界历史，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现实前提。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不是抽象的人或“一般人”，而是具体的人。个人是从事活动和进行物质生产的，但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他们的活动既受已有的物质生活条件限制，又受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限制。因此，现实的个人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而根本不能普遍地提供出来。现实的个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实际的生产活动的人，而不是离群索居的抽象的、虚幻的人。现实的个人首先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自然存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吃穿住行等生活资料。然而，自然界的天然状态并不能满足人的这些需要。现实的个人为了生存，必然要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活动，即是说，一切历史首先不是思想史而是生产史。不是思想、观念、意识让历史成为历史，而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才让人们有了历史。在此基础上，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此外，与物质生产同时进行的还有人的生产，即繁殖是“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正是在人的生产的基础上产生了人和人的关系，随着新需要的增多，这样的关系成为了从属于生产关系的关系。据此，生命的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的关系，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二者紧密相连，一定的自然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关系当作基本的决定性关系，同时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状况，进而研究生产关系如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其形式。通过历史解释新原则的具体化，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因此，世界历史本质上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即人类从古至今所有的历史，既包括自然史，也包括人类史，两者是密切相连的。

　　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扩展的历史

　　马克思既在广泛的意义上谈论世界历史，即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又在特定的意义上谈论世界历史，即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的历史。马克思认为，资本最初体现为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在封建土地占有制之下，地产的统治还不是直接表现为单纯的资本的统治，资本的单纯统治依然被所有者与其财产之间温情脉脉的人格外观和贵族与领地之间浪漫主义的灵光所掩盖。正因“属于这块地产的人们对待这块地产毋宁说就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一时期的人类历史必然是狭隘的地域性民族性的历史。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资本才逐渐从地产中分离出来。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开始于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同时是资本和土地的分离，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在马克思看来，在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城市里，资本已在行会中获得了独立的发展形式，在其内部已有少量的分工，在外部也有了一定的交往。然而，这些行会中的资本还是“自然形成的资本”，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因为没有完全摆脱封建关系的束缚，还受到分工、交换的限制，所以不可能真正打破地方性限制而建立起世界性联系。

　　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生产和交往的进一步分离，形成了商人这一特殊阶级。“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资本是生产和交往分离的结果，同等级资本相比，具有更大的流动性，由此导致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的可能性。交通工具的发展、政治关系的稳定以及交往所及地区内比较发达的需求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如果说商人资本只是打破最初地域局限性的开始，那么工业资本的出现则彻底打破了那种狭隘的地域性民族性的局限。工业资本“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工业资本是“获得自由的资本”，是完成了的资本，是最具活动性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资本”。

　　资本具有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不仅支配着劳动及其产品，也支配着资本家本身。“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从世界历史演进来看，马克思曾把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亦即各个民族相对孤立地发展着自己的地方性历史。“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随着地方性的、民族性的生产实践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历史真正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的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概念的，因而指出世界历史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