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王朝论”由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等人于1949年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中提出。此后，日本学界、欧美学界逐渐将这一理论演化为“北亚世界说”“新清史”等错误理论。那么，“征服王朝论”主要错在何处？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若干政权的所谓“二元性”？

　　片面夸大中国不同区域的差异

　　“征服王朝论”认为，游牧民族在征服中原、建立政权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积极主动学习汉文化，放弃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和生活方式，这就是“渗透王朝”，主要以十六国和北魏为代表。另一种是游牧民族征服中原、建立政权后，自觉地、有意识地抵制汉文化的影响，采取二元结构，保留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和生活方式，在经济、宗教、语言、习俗、礼仪、政治组织、军事组织等方面都采取双轨模式，以避免被汉化的命运，这就是所谓“征服王朝”，主要以辽、金、元、清为代表。

　　追溯学术史可以得知，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受到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华而大力宣扬的“满蒙非中国”“南北民族对立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等谬论的影响。当时，日本除了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著书立说外，日本军部还动用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出版了以辽、金、元、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为其侵华行为提供辩护和出谋划策。

　　相应地，“征服王朝论”出现之后，迅速得到日本学界的响应。例如，田村实造、村上正二、岛田正郎、杉山正明等人宣称：应该将“征服王朝”纳入到在他们看来独立于中国历史、自成一体的北亚世界中。村上波夫更是将游牧民族、狩猎民族等非农耕民族统称为与农耕民族对立的“骑马民族”，极力夸大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立。

　　自20世纪90年代，一些与日本学界颇有渊源的美国学者开始借助“征服王朝论”，夸大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并对中国的大一统历史进行解构。在这其中，美国的罗友枝、欧立德等“新清史”研究者，打着利用满文档案等旗号，声称要“跳出中国中心论”，突出清朝所谓的“独特性”“异质性”，并将清朝视为扩张性的“满洲帝国”“殖民帝国”，进而解构清朝与中国的一体性，认为“中国”不等于“清朝”、“中国”仅是“清朝”的一部分。

　　忽视中国各地之间的密切联系

　　“征服王朝论”倾向于将中原居民与北方少数民族、中原王朝与北部边疆对立起来，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早在中华文明的早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等就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有着密切的互动。红山文化中的玉龙文化，更是影响至今。

　　在经济上，北部边疆也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畜牧业是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的。根据考古发掘，北部边疆的不少遗址就是先有种植业，后来才在气候变迁等因素影响下转向畜牧业。自大兴安岭东麓经辽河中上游，经阴山山脉、祁连山，直抵青藏高原东缘，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东北等地存在大量的农牧交错地带。著名的避暑山庄所在的承德，就位于农牧交错地带。

　　在政治上，中原王朝很早就将北部边疆纳入管理范围。武王灭商时，在东北活动的肃慎就进贡了楛矢石弩。因此，周景王的使者表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秦汉则将辽东半岛纳入了郡县体制。之后历朝历代的情况各有不同，但北部边疆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

　　如何认识所谓“二元结构”

　　中国有着悠久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与传统。早在先秦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就已经深入人心。实现了空前大一统的秦朝，则率先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自此之后，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和传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虽然情况不一，但都心向中华，努力学习中原的文化与制度。

　　毋庸讳言，由于汉族人口远远超出少数民族，辽、金、元、清的统治者确实采取了不少措施以保持自己的特色，特别是辽朝、早期的金朝采取了多种管理制度并行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辽、金、元、清实行的就是“二元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辽朝、早期的金朝控制的农耕区域还没有取得相对于其治下的边疆地区的压倒性优势，而且政治中心尚在其兴起的边疆地区。因此，采取了相当于因俗而治的两种并行的管理制度，但官员是可以在这两种制度之间流动的。而随着金朝政治中心的逐渐南移，金朝逐渐放弃了原有的做法。元朝、清朝的政治中心就在农耕区，而且王朝的运转也主要依赖农耕区的人力物力，因此采用了照顾边疆特殊性的统一制度。

　　更重要的是，辽、金、元、清都积极学习中原文化与制度。辽大量招纳优待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所用。辽上京作为草原上第一座都城，就是由汉人设计并修建的。辽的官职基本上也是承袭中原官制。一方面，辽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契丹大字等文字；另一方面，辽仍然普遍使用汉字。从出土文物也可以看出，契丹贵族的日常生活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金朝统治中原地区后，逐渐接受中原文化。金将都城从黑龙江迁到北京，按照中原的方式建造了金中都。这对后世王朝定都北京产生了很大影响。金还大力提倡儒学设立了译经所，将《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翻译为女真文字。为了满足科举考试以儒学经典内容命题的需求，朝廷还组织人力整理典籍、编纂史书。虽然历史上“金以儒亡”的说法失之偏颇，但足以反映出金朝对儒学的重视。

　　忽必烈则委托中原士人设计了元上都和元大都，还极为重视中原的仁爱之道。1260年，他在即位诏书中表示：蒙古族兴起时，由于忙于征战，而“文治多缺”，今后要发扬“仁爱之念”“博施济众”。1271年，忽必烈还听取汉人谋士的建议，改变了过去多从封国、封号、官职中拟定国号的传统，在《建国号诏》中宣称：“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这充分说明了元朝对中华正统和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清朝则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组织人力大规模进行整理文献和编纂书籍的活动。清朝皇帝拜谒曲阜次数最多，为历代之最，占到总次数的将近一半。曲阜孔庙著名的“万世师表”，即为康熙皇帝手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雍正皇帝还撰写《大义觉迷录》，强调清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天下一统”，并以“有德者可为天下君”等理由来论证清朝的正统性。

　　也就是说，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纷纷努力学习当时较为先进和包容的中原文化与制度，推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并不断发展壮大。我们不能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试图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就否认其以正统王朝自居、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和吸收。

　　总而言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在部落林立阶段，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就与北部边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夏商周时期，“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就得以很快确立并不断发展。“征服王朝论”不仅与日本侵华时的诸多谬论存在学术渊源，而且与此后的“新清史”存在密切联系。不管其提出者是无意还是有意地曲解中国历史，但客观上都是在解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容易成为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影响国家统一的理论工具。

　　（作者系内蒙古农业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教授；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