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受挫与滞后，中国在2021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体现了中国针对全球危机所展示的主动担当，同时也是中国应对全球和平、安全、发展、治理赤字的一种方案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说，随后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是对全球发展倡议的一种延续。“三大倡议”当前已成为国际发展领域的热点话题，国际社会也由此注意到一种来自新兴经济体对于全球公共品供给范式转型的新想象。

　　从具体成果上看，近三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取得积极进展和多项早期收获，具体体现在倡议的理念内涵不断丰富，落实机制不断健全，推进路径更加清晰，务实合作逐步落地。全球发展倡议是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再承诺”，聚焦八大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全面覆盖议程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截至2023年9月，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也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赞同，有70多个国家加入了在联合国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该倡议尤其得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岛屿国、中亚五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地区的广泛关切，并在多份联合声明中表示愿意支持和加入该倡议。2023年6月，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务实合作项目总数已突破100个。

　　自2018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以来，中国加速了从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程，多边主义、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发展治理等议题变得日益重要，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就是这种转型的直接体现。中国通过如下三个援助机制渠道来助力全球发展倡议。

　　第一，提供直接的资金援助。中国通过提供直接的资金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发展目标。例如，中国设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基金设立以来，中方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近20个国际组织开展合作，聚焦“小而美”，重点围绕减贫、抗疫等领域，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近60个国家实施了130多个项目，受益人数超2700万人。2022年基金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在30亿美元基础上增资1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可持续发展议程。

　　第二，提供技术援助。中国通过多边和双边途径派送专家、提供技术示范、建立职业院校等多种类型的技术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例如，中国在非洲地区开展了大量农业技术合作项目，通过提供技术指导和境内外培训，帮助当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改善当地粮食安全状况。这充分展现了全球发展倡议八大领域中的减贫和粮食安全目标。不管是杂交水稻、菌草项目，还是“小技术大丰收”、“小豆子大营养”等玉米密植增产技术、玉米大豆套种技术，中国专家通过“手把手”的方式将中国农业发展和减贫经验平行分享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而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第三，提供探索性理念和机制平台。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理念和主张，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等，是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提出的重大主张；另一方面，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和机制渠道，比如，中国提出并努力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创建并发挥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投融资平台作用，积极为世界发展打造新平台，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动力。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一带一路”经历了10年发展。10年来，中国在共建国家助力国际发展的贡献突出。

　　第一，推进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新型团结。“一带一路”不论对于伙伴国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发展学习的平台。我们看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合建的雅万高铁，中国在肯尼亚修建的蒙内铁路等等，从培训到建设，中国正在以更接近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技术，更接近发展中国家需求的管理，以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与发展中国家互动。我们在坦桑尼亚的“小技术大丰收”这个项目的执行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反过来会丰富中国自身的发展。所以，“一带一路”更多的是双向的交流，不能把它看作是中国单方面的输出，也不要把它完完全全看作物质和资本的流动，还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思想交流和学习的平台。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我们在这个平台里学习、领悟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助推南方国家之间形成新型的团结互助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第二，通过互联互通创新了发展合作的方式。“一带一路”倡议使得互联互通（connectivity）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一种新型发展合作方式，从而引导了国际发展投资的重点，使其更加瞄准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的需求。

　　第三，通过平行经验分享促进了民生改善与民心交流。“一带一路”通过国际合作铺就“减贫之路”。中国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平行分享中国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经验，以受援国农村社区发展需求为导向，多渠道增加村民收入，提升示范村自主发展能力。此外，我们高校科研团队也在坦桑尼亚开展了十多年分享中国农业发展和减贫经验的实践探索，由此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于当地发展的认识，同时也促进了合作国对于中国的理解和认识。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核心。“互联互通”有多个维度，有从基础设施维度的修路架桥，有从政策、资金、经贸合作维度的物流、供应链畅通，也有从普通民众日常互动维度的友谊培育和经验分享，这些都是不同类型的国际发展合作能够触碰到的领域。举例来说，互联互通中的经验分享，我们经常提及平行经验分享，而“平行经验”就是原汁原味地示范中国自有的做法，在考虑当地发展情况的基础上，采用那些最简易、最朴素、最容易被非洲农民接受和采用的技术，也注重采用中国农村发展经验中提高农民积极性、建立示范户等管理经验。这不同于西方援助以直接附加条件的形式，或援助项目实施中将西方原则或发展知识等强势引入受援国的方式。因此，更展现的是扎根本土的互联互通。

　　在助力国际发展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挑战有两个。

　　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处理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更广义的共同体。中美应加强沟通协作，在充分尊重受援国主权和意愿基础上，探讨稳步开展三方合作。在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数字经济等诸多领域，中美各自具有比较优势，双方在上述领域的三方合作，对于稳定中美关系、推动全球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个挑战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依然任重道远。由此导致推动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仍然存有不少挑战。西方的发展理论构建具有几百年的历史，现代国际发展的全球和地方实践也有7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完整的行业、规范和体制，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发挥着引领性的作用，而且这个系统经过不断地演化、选择性吸收南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不断推动自身范式的演化，从而得以自我革新和不断维持，但这种革新只会发生在外围，其南北权力关系不平衡的核心很难短期从根本上去动摇。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的过程中，随着实践的深入和影响力的拓展，必然遭遇到这些规范体制和话语框架，亟需找到融合发展的突破口。

　　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