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基本方法

2023-12-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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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关于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尚显不足,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就田野调查为何应成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基本方法作一简要分析。

  田野调查是大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传统。田野调查(field work)又称田野工作、实地调查,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与学科根基,并日益受到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和采用。一般而言,田野调查是指受过人类学学科训练的专业研究人员深入到某一与自身文化差异较大的地域、族群和社会中,经过较长时段(一般为一年)的访问、观察、互动、参与体验等活动,对所要研究的地域、族群和社会的文化、结构、民俗等进行第一手资料的搜集、记录、整理与分析的过程,以探索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普遍性,建立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思忖“自我”与“他者”之关联。

  纵观近现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知识生产和智库服务的重要传统。在知识生产方面,西方人类学家往往终其一生,通过长期的、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为世人呈现遥远的异域社会的文化、历史、风俗、宗教、婚姻家庭等知识,客观上为增进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多样性和整体性的认识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人类学家被誉为“文化的探险家”和“文化行者”。

  在智库服务方面,西方国家通过建立大量的区域研究机构或学院,并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重要方法,为国家的政策制定和现实应用服务。在对殖民地的管理方面,人类学家通过深入调查所获得的地方知识,为殖民统治者的地方治理提供了大量的决策咨询和服务。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维系其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曾资助一批人类学家开展对非洲区域和国别的研究。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获取区域和国别的知识,满足国家咨政需求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世界经验来看,西方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很早就吸纳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推波助澜,使得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越来越成为西方大国开展区域研究的重要范式。

  田野调查是发展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重要路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正确理解域外世界,如何准确处理中国与域外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摆在现实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它涉及中国与域外世界间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民间层面,以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层面的关系。中国一贯秉持“尊重多元、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并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然而,一方面,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域外世界的认知是基于西方视角所生产的知识和经验。这导致西方视角下区域国别研究的议题、问题、理论和概念等,不乏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而产生的错误认知。另一方面,中国对域外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向来多注重史学资料,而缺乏实地调查的一手经验,这也难免造成中国对域外世界的认知有失偏颇。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域外世界的错误经验或不全面的知识,不利于我们建立对域外世界的正确认知,更不利于我们建立与域外世界的良好关系。因此,从中国视角出发,发展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田野调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第一,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掌握对象区域和国别的一手资料,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内涵要求。不同于以往西方国家从自身“中心主义”视角出发,对非西方国家和区域的调查研究所得出的带有偏见的经验知识和理论思想,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有关域外世界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性和全面性的认知,以丰富我们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经验认识和知识生产,以期与世界共建“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良好关系格局。

  第二,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所得出的有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与域外世界关系的方案,方能为发挥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经世致用的功能提供科学依据。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是一门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关系的不公正不平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的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学问。面对如此重大的课题,正确、深入、全面了解和认识域外世界,了解“他者”的需求,是我们制定互惠共赢合作政策的基础。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理应成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服务现实需求的重要抓手。

  第三,田野调查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掌握特定区域、国家的综合性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该学科从建立之初就明确了其交叉性、综合性的学科属性。在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过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将涉及特定区域和国别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课程加入学术培养和训练环节,以构建学生对特定区域和国别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如果缺乏田野调查的训练和体验,学生无法获得对特定区域和国别的实在感、地方感,难免会产生“纸上谈兵”的现象。

  总之,长久以来,由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非西方社会的误读,以及我国在域外世界研究领域方法上的缺陷与不足,使得我们对域外世界的认识难免陷入“他者的想象”之困局。这不仅对我们认识人类社会、认识世界可能造成误导,也有可能会对我们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埋下隐患。应对既往的不足,建立从中国出发,关心域外世界,以综合性问题为导向,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许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破出和超越西方话语的区域国别学的重要路径。

  (作者系青海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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