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拥有重要价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典籍，《道德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伟大圣贤老子思想的集中体现。全篇不过五千余字，却字字珠玑，包含了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等深妙奥义。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将其喻为宇宙中的白矮星，凭借其密度极高的小小形体，以白热程度散发着耀眼的智慧之光。《道德经》穿越千古，跨越多种文化，其蕴含的智慧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被译成外文出版发行的数量仅次于《圣经》。正如《国际道德经论坛宣言》所说：东方先哲，深悟道德经之奥义；西洋前贤，盛赞五千文之远瞻。时至今日，译介和研究老子及其《道德经》已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老子的道家思想在全球学术界都引发着广泛关注和共鸣，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

　　英语世界的早期译介

　　《道德经》最早的外译本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唐朝，唐太宗应古天竺国童子王之请，授命佛教高僧玄奘将其译为梵文。明末清初年间，随着大批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道德经》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之旅。西方道学的译介与研究已逾三个世纪，最初的传播得益于18世纪来华的白晋、马若瑟、聂若望等法国耶稣会士的开拓。而《道德经》进入英语世界，距今也已有150多年。由于《道德经》在国内就有多种汉文本，包括世传本、湖北郭店出土的竹简本、以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其英译版本的种类更为繁多。据考证，追溯其一个半世纪的译介轨迹，《道德经》共有包括全译本、节译本、改写本等在内的各类英译本562种跨越150多年的历史，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道德经》译介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翻译倾向和意图。

　　19世纪的西方国家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思想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进步思想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守旧的信徒们转而从其他国家的古老文化中挖掘“上帝启示”，力图证实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而随着资本主义扩张打开了中华天朝的大门，大批的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传教布道，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典籍以寻找《圣经》教义的依据。作为道家典籍的《道德经》，就此在与基督教义的相遇中，迎来了英语世界的第一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的译介完全依附于基督教的传播，来自于传教士们对其的宗教性阐释，道家思想完全被宗教化、基督化、甚至神化，其英译与《圣经》的汉译互为呼应。换言之，传教士们的早期译介是以宗教面纱为掩护、以政治利益为驱动的，他们并未能完全理解《道德经》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只是利用了《道德经》和道家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选择性地挑选能与基督教义相契合的内容进行解读，目的在于帮助英语世界读者的理解以及在华传播基督教，翻译时主要采用归化策略。据考证，自1868年到1905年，英语世界的《道德经》译本共有14个，其中有8个是从基督教立场去解读《道德经》，另外6个译本也能从某些章节中看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子。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最早的英译本应是1868年英国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在伦敦出版的《古代哲学家老子关于形而上学、政治与道德的沉思》（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 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 Lau-Tsze) 。但学者姚达兑访学期间却发现，耶鲁大学所藏的英译手稿完成于1859年。该译稿转译自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的法译本，誊抄者推测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的学生，而真正的译者无法确知是否为裨治文本人。姚还在其研究中指出，很可能未来还会发现更早的《道德经》英译本。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道德经》英译本数量繁多，而其译介和研究也的确是学术界的一种风尚。

　　在《道德经》的基督教式解读时期，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是典型代表之一。他的译本凭借其专业化的学术严谨性，最为广泛流传和接受。即便如此，英译《道德经》的基督教特色也在他的译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传教目的的驱动下，理雅各在引言中指出老子关于许多重大问题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理由竟是这些观点都不符合基督教义。由此可见，理雅各的译文并不是在阐释原文，更多的是用自己的价值标准、用基督教义的价值标准来评析《道德经》。

　　除此之外，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英国传教士亚历山大（George Gardiner Alexander）和美国宗教学者卡鲁斯（Paul Carus）等也先后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解读《道德经》，试图证明老子思想与基督教义的一致性。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大背景下，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是不平等的文化交流，西方译者几乎不可能理性客观地看待典籍原文，仅仅将译介视作传播基督教的工具，而不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

　　再生为精神危机的良药

　　到了20世纪，由于一战、二战的相继爆发和经济大萧条的创伤，英语世界的人们发现上帝似乎并未能给予他们万能的护佑。他们对西方文明逐渐失望，试图探寻基督教之外的精神寄托，希望能在东方思想中寻找到精神的慰藉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道德经》中“万物和谐”、“无为而治”、“以德治国”等观点再次吸引了英语世界的目光，再生为英语世界人们精神危机的良药，第二次英译高潮就此出现。这一时期的译者关注《道德经》是出于对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忧虑，将道家思想看作是解困良药，因此在解读和阐释中就更加追求原文的东方神韵，译文中少了一些有意为之的僭越的举动，多了一些理性的因素。

　　该阶段《道德经》的译介轨迹以1934年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译本的出版为开端。韦利在其译本《道及其力量》（The Way and its Power）中注重对原文文化内涵的探讨，尽量使用解释性的语言并带有大量的注释。他曾指出翻译《道德经》的目的就是为了从细节入手，准确地再现源文本的语义。该译本自问世起，几乎每隔五六年就要重印一次，足见其不可比拟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道德经》的首位女性译者也出现于该时期，即英国医生、传教士伊莎贝拉·米尔斯（Isabella Mears)。她编译的《老子的道德经：一个尝试性的翻译》（The Tao-Teh-King by Lao Tzu: A Tentative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于1916年在苏格兰格拉斯哥首印，并于1922年在上海再版。

　　此外，中国学者（华裔学者）也纷纷加入到翻译《道德经》的行列中来，为英语世界的老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新力量。胡子霖于1936年出版的《老子道德经》（Lao Tzu, Tao Teh Ching）是第一个中国人的英译本。之后初大告于1937年翻译出版了《道德经》，林语堂于1948年翻译出版了《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 Tzu）。华人译者的跨文化背景使得翻译更为准确，也使得《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告别了西方学者独占舞台的时代。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道德经》译介仍旧以符合英语世界读者的期待为目标，是在相对客观的基础上尽量摆脱掉基督教的痕迹，对道家思想进行西方式的解读。

　　中国智慧：哲学角度的复译

　　被尊为万经之王的《道德经》既是一部文学著作，也是一部凝聚了中国智慧的哲学典籍，因此《道德经》的哲学解读也是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湛约翰的译本序言中，他就于开篇第一句坦言“我冒昧地将老子称为中国的哲学家”。翟林奈也曾将老子誉为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之父”，称“老子就是苏格拉底，只不过他没有找到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 但19世纪的西方学界依然浸润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之下，译者们自然也就只能片面地解读中国的道家思想。让中国的哲学思想服务于欧洲的宗教与哲学体系。直到20世纪，西方的传统哲学都带有浓厚的神学性。就连第一位把道家思想纳入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还是在神学框架内解读《道德经》，将道家思想视作宗教哲学。

　　跳出以往西方神学的局限，中西哲学比较的学术研究始于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接下来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2003年安乐哲（Roger T. Ames）和郝大维（David L. Hall）为了还原《道德经》作为哲学经典的原有意义和本来面目，合作对《道德经》进行了哲学角度的复译，力求在道家哲学语境中阐释道家思想及其术语，成书出版为《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阈中的<老子>》（Daodejing “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哲学角度的复译也离不开中国哲学家的贡献，如冯友兰、陈荣捷等。他们一方面精通中国哲学智慧，另一方面又熟谙西方哲学逻辑，能够相对客观地将《道德经》所蕴含的东方哲学智慧传递给英语世界的读者。

　　在中西方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道德经》哲学角度的复译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哲学中的“道”及其生生不息的动态宇宙观，逐渐被更多的西方学者们所接受和认可。时至今日，《道德经》甚至已经成为修习东方哲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文本。

　　文明交流互鉴：多元解读

　　20世纪末的国际社会逐渐趋于多元化，21世纪更是东西方交往与对话的时代，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吸引了越来越多西方关注。进入新时代，《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

　　《道德经》的多元化阐释首先是发生在学术界。新一轮的翻译热潮中，汉学家和翻译学者们往往是研究在先、翻译在后，以本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力争独树一帜，挖掘前人未曾发现过的内涵与价值。譬如美国汉学家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先后在1973年马王堆帛书版和1993年郭店竹简版出土后，参照原有的世传本进行查漏补缺，将注意力集中在新出土版本的不同之处，对《道德经》进行更深入的解释。再比如中国翻译家许渊冲从三美的翻译理论着手，在《道德经》翻译中注重意、音、形三个层面上的原作神韵，力求传递其深厚的文学价值。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西方文化不断交融，而《道德经》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汉学领域和哲学领域，一系列跨界研究和译介成果应运而生。英国学者约翰·詹姆斯·克拉克（John James Clarke）就从经济学的角度着眼，在《西方之道——道家思想的西化》(The Tao of the West: Western Transformations of Taoist Thought) 中指出，市场经济思想的真正鼻祖不应是英国人亚当·斯密，而是提出“无为而治”思想的中国老子。此外，还有约翰·海德（John Heider）从管理学的角度着眼，在《道德经》中探寻领导智慧，并在纽约出版了《领导之道》(The Tao of Leadership)一书。

　　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则是在译者的身份上。新时代的《道德经》译介不再是汉学家、东方学研究者等学术界“内行”的专属，译者群体延伸到了中国文化爱好者等“外行”，也从侧面印证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国民认知度进一步提升。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畅销书作家韦恩·戴尔博士出版的《改变思想、改变生活——老子智慧的现代启迪》（Change Your Thoughts—Change Your Life: 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丝毫不懂中文的戴尔博士在用一年时间研读完《道德经》全书81个章节后，将中国传统经典所蕴涵的智慧和美国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将《道德经》演绎为一部可运用于日常生活、追求平和幸福生活的宝典，在美国掀起了一阵《道德经》热。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介的兴起，以《道德经》或道家思想为主体的社交媒体公共主页和个人账号层出不穷，如Einzelganger等活跃在YouTube的“意见领袖”成为海外新媒介传播的中坚力量，《道德经》的民间译介热情步步高涨。

　　总之，《道德经》作为能与希腊古典哲学媲美的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从萌芽到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中外文化人士的努力，更离不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回顾《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轨迹，更能体会新时代传承中华文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为了尽快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思想的精神内核，展示中华文明精髓，《道德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译介也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任务与使命。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