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一生留下1000多万字的论著，涉及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断代史、民族史、学术史、历史教育诸领域。而在吕思勉宏富的历史著述中，最能体现其作为一代史学大家气节、胆识与学问的，当推《吕著中国通史》。

■《吕著中国通史》 资料图片

　　拘囚孤岛 以史明志

　　1939年，吕思勉以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多年讲授国史的讲稿为基础，撰成《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翌年3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该书问世后，反响颇佳。1941年，吕思勉完成《吕著中国通史》下册，1944年9月出版。全书共计54章，约40万字，采用文化史（上册）与政治史（下册）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中国自传疑时代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数千年间中国历史的脉络，被顾颉刚誉为体裁别致、“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民国时期众多同类著作中有特色、有价值的一部中国通史。

　　吕思勉撰写中国通史之时，正是身陷上海、“孤岛拘囚”之日。生活艰难，国家残破，令他身心俱疲。《吕著中国通史》上册《自序》称“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这恐非仅如字面上所言不便翻检书籍，重心很可能在“孤岛上所编”，提示读者须多一分知人论世的警觉。《吕著中国通史》下册完稿时，又恰是“九一八事变”十周年。这样的时空重叠，即便是偶合，也至少令史家心绪复杂。吕思勉也无意隐藏，遂于书末特别注明：“卅，九，一八于孤岛。”

　　吕思勉反复言说“孤岛”，反映的是一种不甘沦亡的心境。他引用梁启超1902年所作《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英国诗人拜伦《哀希腊》的诗句，作为全书结束语：“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骄，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马拉顿前啊！山容缥缈。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拜伦咏叹希腊，吕思勉感怀祖国。他还以民族曾经之辉煌涤荡当时社会上灰心丧志的气氛：“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势陵替，强寇猾夏。吕思勉如此属辞比事，反映了一位年近六旬的史学家内心的悲愤与炽烈。吕思勉生活于“孤岛”之上，隐忍于租界之中，说其日日受精神的煎熬，时时有冲破网罗之斗志，殆非为过。

　　书生报国，自有手眼。李永圻称吕思勉“一生中以在‘孤岛’时期为最忙碌，撰写书籍和文章的数量为最多，此亦寓先生书生报国之深意”。作为一位爱国史学家，吕思勉目睹国土沦亡，不能不生出深沉的感慨，甚至发出战斗的宣言。《吕著中国通史》揭露日本侵华野心，称日本“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1894年甲午海战也是日本蓄意挑衅的结果。他疾呼民族已至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世界上现在还有用强力压迫人家，掠夺人家的事情，我们没有组织，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掠夺，而浸至无以自存了。”中华民族唯有团结起来，抵抗侵略，共御外辱。“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这不是承平之日的论史，而是乱世中的呐喊。今日虽无法统计这些文字曾使多少读者长吁短叹，但它无疑提振了国人收拾旧山河的气概。

　　重视文化 以史明变

　　吕思勉治史深受梁启超影响，但他并不排斥政治史。“叙述历代的盛衰，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中国从前的历史，所以被人讥诮为帝王的家谱，为相斫书，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然而矫枉过正，以为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无足重轻，也是不对的。”因此，《吕著中国通史》下册专讲历代的治乱盛衰。但《吕著中国通史》的重头戏毕竟是文化史，从篇幅上看，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作为经历过20世纪初“新史学”洗礼的一代史学家，吕思勉较之旧史家更看重“文化”。

　　吕思勉对“文化”情有独钟，并不是单纯出于对旧史学“帝王家谱”的反动，而是缘于他的“文化—社会—政治”理论：“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柢。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在吕思勉看来，人类一切行为都与文化有关，甚至民族之魂，也在于文化的属性，能了解文化才能认识社会。若只瞩目于朝代兴替，终究抓不住根本。唯有探究深层的文化，才能讲清楚“中国”的来龙去脉，探究出历史变迁的因缘。这也是“欲来者之兴起”的题中之义。

　　吕思勉所言之文化，不是狭义的学术思想，也不是一股脑儿把征伐、外交以外的内容全归入文化的范畴，而是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和宗教十八个方面。这是吕思勉中国通史编纂上的一大特色。三皇五帝、秦皇汉武、明亡清兴固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节点，但这些大转捩的背后，还是族制、阶级、赋税、兵制、衣食和学术等。甚至可以说，吕思勉笔下的这些文化门类才是中国何以为中国、中国何以至此、中国又将最终如何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文化里，有家的情怀，有国的兴衰，有人的日常，有文的化育，最终汇成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对这十八个方面作贯通古今的梳理与解释，也就构建出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与精神世界，竖起了中国历史的脊梁。

　　出古入今 以史明理

　　吕思勉不是政治家，但他关心时势。1940年，吕思勉在常州府中学堂时期的学生钱穆因出版《国史大纲》事，每隔一两个月便由苏州至上海，拜谒吕思勉。《师友杂忆》中记录钱穆每次去见吕思勉时，“诚之师必留每日报纸，为余寓苏不易见者，一大束，或用朱笔标出其要点。见面即语余别后大事变经过之要略”。师生间论政的这一细节也可以佐证，吕思勉不是迂腐的儒生。他深谙治乱之理，对古今政治有一种旁观者的洞察。吕思勉在叙述宋亡史事后，特意谈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清朝的衰乱》一章重点写外交情势以及列强在华分割势力范围。他不赞同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认为“我们今日一切问题，都在于对外而不在于对内”。

　　与“孤岛”心境相表里的是吕思勉秉承出古入今的通史要义。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论史籍，有“撰述”与“记注”之分。准此而论，《吕著中国通史》当可归入“撰述”之列。吕思勉撰写通史，旨在“欲来者之兴起”，确有“知来拟神”的特点。他读史勤勉，学问扎实，有考索之功，能由“沉潜”而进于“高明”。这是《吕著中国通史》鲜明的学术标识。

　　吕思勉强调，治史不能脱离“事”，但关键在于“理”。因为事只是一时之事，而理却是从众多史事中抽绎出来的，人们正可据历史之“理”应对现实的困境。他作通史，不只是为了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是弄明白当下的中国何以如此，并借以预见中国之未来。这就是吕氏自述的“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吕著中国通史》最后一章名为《革命途中的中国》，用意也在于此：“策励将来，端在检讨已往，我现在，且把这三十年来的经过，述其大略。”总之，“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豫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吕思勉在史料剪裁上力避冗长，在论述上尽量扼要。这是把“彰往察来”的史学古训植入了新史学的血脉。

　　吕思勉著史，看重“今”，或曰“现在”。他讲历史上的种种问题，总要说到“今”。《吕著中国通史》中的“今”，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一个包括民族存亡、国家治乱、思潮激荡等要素的复合概念。吕思勉笔下的“今”时而流淌出一种强烈的危亡感：“处于现在生存竞争的世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诚不可以不凛然了”；又时而冷峻地指示历史趋势：“中国现在的开发西南、西北，在历史上将会成为一大事。……我们现在还不觉得，将来，这两件事的成功，会使世界焕然改观，成为另一个局面。”此番史论与政论亦含“疏通知远”之意。

　　吕思勉指出南方势力的兴起和全民皆兵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两种潮流。他举证说，不论是清末的革命，还是国民政府的北伐，都是以西南为根据地，就连“现在的抗战，还是以此为民族复兴的策源地的”。关于全民皆兵问题，吕思勉如是分析：“在今日，帝国主义跋扈之秋，非恢复全国皆兵之制，是断不足以自卫的……时代的潮流，奔腾澎湃，终不容我不卷入旋涡。抗日战争以来，我们就一步步的，走入举国皆兵之路了。”对于这一潮流与转变，吕思勉预言将来的历史学家会将之视为划时代的变革。吕思勉的眼光是独到的，对于其时席卷世界的战争，他说战争只是社会的一种变态，“资本的帝国主义，已在开始崩溃了。我们虽有横绝一世的武力，大势所趋，决然要用之于打倒帝国主义之途，断不会加入帝国主义之内，而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一分子”。深受战争之苦难，欲以武功维护世界之和平，这便是吕思勉寄望于“来者”的社会理想。

　　吕思勉及其《吕著中国通史》，可视为民国时期“孤岛史学”的重要代表。他在书中寄寓的坚韧之心与经世之志，已沉淀为“孤岛史学”的学术内核。吕思勉以旧学融通新知，在层层叠叠的历史夹缝里，游刃有余地道出数千年间的世道、人心与政治，使人掩卷沉思于那个旷远的过往和一日百变的当下。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