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深入，乡村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乡土性要素日渐离散。乡村要留住记忆、记住乡愁，关键在于文化要振兴。新时代的乡贤能人群体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一股内生性力量，具有引导、示范的重要功能，有利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乡村文化建设，促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

　　一、主体性变迁：从传统乡贤士绅到新时代乡贤能人

　　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之一。中国传统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皇权不下县”的社会治理格局造成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缺位，乡贤士绅便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乡贤士绅作为地方社会精英从角色自身实践到被社会认知和认可，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贤士绅影响各异，但内涵所指基本一致，即为在当地社会有所建树之士，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人。以乡贤士绅为主体的乡贤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传承与发展，已经形成了内涵丰富、呈现方式多样的文化体系。

　　新时代背景下，乡贤能人作为传统乡贤文化中关键主体的接替，是传统文化的承载和沿袭，更是当代的文化创新。从乡贤能人的身份及其所处的时代来审视，他们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或具有富裕资财、或具有精湛技艺、或具有广泛人脉、或具有良好品行，饱含乡土情怀，并愿意为乡村社会发展作出力所能及奉献的贤德群体。他们不仅包括从乡村走出去的退休干部、退休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人员、退役军人以及在外工作或创业成功的人士，还包括一直在乡村工作及生活的本土能人。乡贤能人之所以在当前得到重视，在于其价值观念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情感上与乡土社会相亲密，品德言行方面在乡村中具有示范作用，这些特征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事业中具有宝贵的文化价值。可以认为，新时代的乡贤能人是在吸收传统乡贤的优秀品质基础上融合了时代精神、顺应时代需求的群体，是在国家主导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多元主体之一。

　　二、价值彰显：乡村文化振兴中乡贤能人的实践路径 

　　（一）融入乡村文化建设

　　乡村文化建设是现代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向民众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产品及服务，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精神文化需求。在许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存在机制不完善、财力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且不足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还缺乏专门的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乡贤能人群体是乡村建设主体中重要的人力资源，是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抓手。近年来，一些乡贤能人在乡村搭建“乡贤理事会”“春晖社”“红（喜）白（丧）理事会”等平台开展相关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让“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公民意识和道德要求入脑入心、见人见事。

　　从公共文化人才角度看，乡贤能人不仅是具备一技之长的专技人才或是复合型人才，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乡贤能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干，通过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打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最后一公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融入乡村文化建设中，以此提升乡村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为乡村事业发展提供正确导向。

　　（二）引领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乡村传统文化是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是乡村和谐共居、共生、共荣的逻辑所在，也是构建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坚实根基。但在现代化及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式微。当前乡村建设大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目前许多乡贤能人已经成为传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出生在乡村且长期生活、工作于乡村，他们了解并热爱家乡的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文化情怀。基于此，乡贤能人通过创办传统文化传习所，广收学徒，传授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技艺，激发了人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培养了大批本土文化人才。

　　事实上，相对于乡村普通民众来说，乡贤能人群体中相当多一部分人由于阅历深、见识广，对家乡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同时，他们一般都具备较好的文字功底，善于运用现代媒体技术。基于此，乡贤能人对乡村民俗器物、民间传说、歌舞戏曲、传统建筑等与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事象进行收集整理，对文献史志、族谱、碑刻资料等进行梳理和研究，使之传于后世。同时，在文化与旅游融合的背景下，乡贤能人了解游客的旅游需求和偏好，也熟知乡村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可以创新性地在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文化元素，转化为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推动力，最大程度地增强乡村传统文化在市场要素体系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提供不竭动力。

　　（三）运用传统礼俗促进乡村善治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能够推动各方力量形成乡村振兴的治理合力，也能够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费孝通先生曾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体系存在“双轨制”，基层社会属于熟人社会，乡贤士绅是基层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广大农村地区虽仍是“熟人社会”，但存在并不亲密的关系。在乡土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并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不仅某些传统的道德规范逐渐弱化，而且现代乡土社会的矛盾日趋复杂化与利益化，如面对农村宅基地归属、遗产继承、土地流转、征地拆迁等因素造成的过去从未出现过的利益冲突时，仅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难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所以借助乡贤能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尤其重要。

　　乡贤能人作为现代“熟人社会”中具有较高威望的人士，熟悉村中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网，做事公平公正，他们可以从矛盾的源头出发，将乡村礼俗与法律政策相结合，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分析利弊、化解矛盾。同时，乡贤能人可以以“榜样示范—宣传教育—乡规约束—道德裁定”为基本路径，通过对社会公共规则体系的建立和确认，以一种在心理上易被民众所接受的方式，找出符合乡村文化逻辑的解决办法，使得矛盾双方握手言和，达到以最小的治理成本有效化解乡村社会中的矛盾纠纷的目的，最大程度地缓和村民邻里之间的关系。

　　三、乡贤文化的再造：推进乡贤能人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

　　（一）要形成对乡贤能人的科学认知

　　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及乡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乡贤能人以资源优势和情感归属成为国家探索乡村治理体系改革和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人才资源，所以充分认识到乡贤能人在推动村民自治、构建文明乡风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厘清乡贤能人与现代乡村社会发展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科学认知乡贤能人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角色，这样不仅为乡贤能人群体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路径指引，为推动乡村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作用，也有利于这股内生于乡村社会的人才力量更好服务于乡村社会和乡村民众，真正推动乡村社会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乡贤能人是乡风文明的引领者，是社会资源的整合者，是乡土文化的传承者，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从本质上讲，乡贤能人因其所独具的资源和道德优势已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之一。只有在科学认知乡贤能人特质的基础上发挥其思想引领作用以及实践示范作用，才能使其成为乡土社会的文化传承者，并为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二）要完善乡贤能人返乡的制度建设

　　乡贤能人虽不是传统乡贤士绅在当代的简单复制，但乡贤能人仍然延续了传统乡贤的文化特质和参与社会建设的方式。准确定位乡贤能人的角色身份，实际上就是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重新建构乡贤能人的主体性，这就需要使乡贤能人摒弃历史基因中不合时宜的部分，保留在现代乡村社会发展中必要的部分。所以加强有关乡贤能人的制度建设尤其重要，通过制度建设可以进一步强化乡贤能人自我角色认知、明确基层党组织的主导地位、搭建乡贤能人参与乡村振兴的平台、防止乡贤能人主体性异化。当前关于乡贤能人的制度还需从乡贤能人自身的角度、基层组织的角度、民众的角度以及规则的角度进行体系化建设，使之成为乡贤能人参与乡村振兴实践中的行动指南。在乡贤能人有关制度建设中，特别要凸显情感沟通、平台支撑、活动对接及民生实事等要素，形成更多在村乡贤能人想干事、能干事、真干事、干成事，更多在外乡贤能人想回来、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良好局面。

　　（三）要加强乡贤文化的培育

　　乡贤文化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以一定区域内的乡贤能人群体“立德、立功、立言”等优良品质积淀形成的一种优秀文化、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是新时代乡村文化中具有引领性的文化类型。就目前来说，要全面培育乡贤文化，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要从乡贤能人的道德品质层面进行培育。充分吸纳传统乡贤文化的优秀特质，结合新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具体目标，凝练和弘扬以“贤”与“德”为核心内涵的乡贤文化，形成崇德尚贤的乡村文化氛围。第二，要对乡贤能人的文化实践案例进行提炼。将乡贤能人促进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进行宣传，培植乡村民众的乡土情怀，吸引更多“在场”与“不在场”的乡村民众加入到乡村文化振兴中来。第三，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乡贤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产物，培育乡贤文化要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方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挖掘传统乡贤文化、建设新乡贤文化、提升民众文化自觉意识的过程中，为培育新时代乡贤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实施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魂”，是实现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实践已经证明，充分利用乡贤能人资源、营造崇德向善的新乡贤文化、形成“我的家乡我建设”的良好氛围，能够使乡村社会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作者系湖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